第231章 退位让贤段督办

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

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说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

此时此刻，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不由得暗暗点头。

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了屋内，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们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让你们在‘忽悠’当中灭亡吧！”

“九？二八”惨案发生后，各地声讨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象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即在10月2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激于意气，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7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也愤慨的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陈渊泉在《群众领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点出，“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著名学者陈源在《现代评论》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学生遇见些‘好人’，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谎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

“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但在惨案发生时，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当场打死队兵三人，卫队受惊，遂不顾禁令，重新装弹开枪，我想要问一句，这至关重要的三枪，到底是谁打的？在此关键时刻，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儿童有之，市民有之，独不见彼群众领袖有丝毫受损者，此乃巧合呼？呜呼！督办府门前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

而当那篇名为《血写的谎言》的文章在中国各地报刊上转载之后，立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俄政府对外输出革命的间谍行为，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由苏俄背后策划的恶性流血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美国《纽约时报》称惨案发生的这一天为“中国成立共和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在对死难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谴责苏俄政府在中国制造骚乱。此时此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理性和社会良知，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学者纷纷撰文谴责苏俄政府，《醒狮》、《求真》、《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也纷纷加入谴责苏俄政府在远东阴谋策划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了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的幕后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

北京，天桥。

一身便装的段祺瑞在儿子段宏业的陪同下，正坐在一个小摊前，一边喝着豆汁，吃着炸果，一边听着食客们的议论。

此时的段祺瑞，身穿长袍，手拄拐杖，头发也有些花白了，尽管他今年还不到六十岁，但已经现出了老态。

因为“九？二八”惨案的关系，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将边防督办府的事务全部交由徐树铮处理，而自己则开始茹素向佛，以示忏悔。

“学生们动不动就喊‘中国要亡了’，其实照我看，咱们现在比起民国四年打日本人那会儿，情况要好得多。”不远处坐着的一位老人说道。

“当然了，咱们中国现在可是协约国六大战胜国之一，听说这一次德国人得给咱们赔兵费呢。哪来的亡国之虞，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