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匈奴曾这样欺负汉朝（第4/4页）

到汉文帝去世，其子汉景帝即位后，匈奴的威胁依然有增无减。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曾发生了大规模诸侯反叛事件——七国之乱。匈奴此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就曾与西汉诸侯吴王密谋，企图趁机南下夺取汉地。虽然权衡利弊下，军臣单于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派重兵屯于汉朝边境做牵制，但西汉的北部精锐骑兵，也因此被牵制在北方边境，无法参加平叛战争，导致七国之乱持续数月。而七国之乱的平定，对于西汉帝国最大的意义是：中原诸侯与匈奴勾结的隐患被彻底消除，汉帝国从此可以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就在汉匈之间“和亲”的67年里，汉朝通过隐忍的方式，维系与匈奴之间的和平，而从吕后开始至汉景帝的几代帝王，也把建设一支足够与匈奴对抗的强兵作为重点任务。从汉初开始，汉朝就实行马政，鼓励养马，更招募边地匈奴人到汉朝，为汉朝训练骑兵，以李广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也在崛起。到了汉景帝在位时，汉朝的边地骑兵已经初具规模，七国之乱的转折点，就是汉朝调数千北边骑兵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叛军。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与军事问题相比，对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来说，更要命的却是“思想问题”。汉朝以“黄老学说”治国，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策，放到外交问题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次匈奴的讹诈，都尽可能地满足要求，匈奴的入侵，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在汉武帝登基初期，大权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本身不爱打仗，崇尚休养生息，根基不稳的汉武帝也只好忍气吞声。但汉朝国策的更张，已经从这时期的一些政策上露出端倪：汉武帝在宫廷里倡导射猎，带头习武。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和大月氏联合攻击匈奴，同时在西汉北军中设置“八校尉”，在皇宫内设置“羽林骑”，整编精锐骑兵。朝堂之上，原本是上下共识的“和亲”政策，此时也发生了分裂。新一代的官员们，如王恢等人，都主张整军备战，反击匈奴，与韩安国的“主和”派形成对立。虽然在起初“和亲”政策得到了老臣们的支持，但随着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的去世，亲政的汉武帝，开始全面推行对匈奴的反击政策，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邑诱敌战。

马邑，即山西朔县，是西汉时期汉朝北部重镇。汉匈“和亲”时代，这里是汉匈两族“互市”的场所，素来以经济繁荣，商旅往来云集著称，也是匈奴人一直垂涎的财富之地。公元前133年，大行令王恢献策，可以以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前来，发动一场围歼战，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匈奴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朝堂争辩后，汉武帝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由马邑当地商人聂壹出头，假装向匈奴军臣单于投降，谎称可以里应外合袭击马邑，引诱匈奴单于到来，然后，以30万重兵发动进攻，将匈奴彻底剿灭。为了这个计划，汉武帝几乎动用了北方所有的精兵，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领32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中，以王恢率领3万精锐断后，断掉匈奴的归路，以图彻底全歼。表面看，这是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如此复杂的计划，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不走漏风声是不可能的。军臣单于起初上当，率军直扑马邑，但是路上却得到消息，得知汉军在当地设伏，随即拔马北逃。本来应该断掉匈奴逃路的王恢，关键时刻却临阵退缩，不敢发动攻击，反而“礼送”匈奴出境。事后汉武帝震怒，王恢的理由是，自己兵力只有3万，无力抵挡10万匈奴骑兵。若此时汉军30万主力全速扑来，只要王恢能够拖住，打赢还是很有希望的。结果，王恢的临阵退缩，使得汉军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马邑之围的败露，标志着汉匈双方的彻底决裂。从此，匈奴人再也不必玩讹诈的把戏，汉朝也不必忍气吞声。双方刺刀见红，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经过60多年隐忍后，汉帝国青锋出鞘，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