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第30/37页）

太平天国高层的农民趣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黄金崇拜”。当时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据说连天王府的尿壶，娘娘们骑马用的马镫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洪秀全本来还计划用金子打桌子，打灯台，但是发现，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所有金子都已经用光了，只好作罢。

二

由于缺乏励精图治的意志，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更由于他们拒绝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核心，所以太平天国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原始的、没能充分发育的、具有浓重底层性格的政权。在以严刑峻法为法宝的杨秀清死后，它马上变得软弱混乱。从政治纪律、管理水平、政治效率诸方面看，它都不如它的敌人——已经大大衰落的清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很混乱。它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用《贼情汇纂》的话说就是“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行政效率相当低下。

其次，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缺乏抓牢权柄的意志力，中央软弱涣散，党争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喜怒无常，对人忽用忽废，几派交替得势，朝事混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在太平天国政权从上到下迅速蔓延开来。当上帝信仰破灭后，升官发财成了这个政权运转的最大动力。太平天国后期选拔干部，一看上面有没有人，二看花多少钱。

《天国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认为，血缘是太平天国后期用人的第一标准，杨秀清的表兄、外甥、姐夫，并无才能，但均获高官。甚至连给他治病的医生也因为讨得他的欢心，位高权重。而起义之初就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的罗大纲，却位列这些人之下。钱多钱少则是第二标准。天京事变之后，买官卖官大行其道：

“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又而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

强烈进取之心消退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的全部精神都沉醉于追求升官发财之中。《立法制喧谕》载，洪仁玕的说法是，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据《天国的陨落》，时人记载，在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拜年时，太平军相互问候，都用“高升”。拜年者进门齐喊“升官发财”，对上级祝贺“老大人高升”，上级回答：“大家高升。”甚至在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也发生了变化。《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太平天国礼拜之时，人们念的赞美经最后一句本来是“魂得升天”，到了天京后，却被某官改成了“功成名就”。

在太平天国官场上，晚清官场的种种弊端一应俱全，且都发扬光大，出于蓝而胜之。官员赴任或者升官，要部下送“开印钱”，部下则又分摊给百姓。清朝官员这是私下索送，太平天国则公开以公文索要。比如，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诸暨许军帅札示师帅，说：“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都是基层行政单位）派费钱三十千。”六天之后，又发来公文，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建造王府，日常应酬，吃喝玩乐，过生日，都要摊派给百姓。有记载，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了三千两银子。

三

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不算高。

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报告中提到，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做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