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第3/21页）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作“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他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才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禁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其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其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陈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杨广一直有一种直觉，认为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一样。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隋书·炀帝纪》载，杨勇的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死日的事都能传到隋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