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第2/13页)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得到了最丰厚的奖赏——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而《华阳国志》记载的一位东汉人赵宣,他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记载了同样是东汉人的许武,他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声名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机制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一个人往往行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意识深处,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圣人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进“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力的考验,当成了“为贤做圣”路上必然的磨难。他认为这个人人放纵苟且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圣人之徒必须让社会适应自己,为此他就要带头克己复礼。被圣贤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弘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特立独行,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这些礼节只见于古书的记载,在上古是否实行无法考证,反正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早已失传了。所以当王莽毕恭毕敬地躬着身子躲在路边给人让路时,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然而王莽不以为意,经典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充满自信。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朝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虽然受到忽视,但是王莽毕竟是皇帝的至亲,这一社会关系使他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潜在优势,一旦机缘巧合,优势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现实利益。

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王凤所患大约是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床。《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