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方势力膨胀之恶果（第3/3页）

庚子事变以后，慈禧太后被迫宣布推行新政。在新政活动中，地方督抚通过编练新军、开办新式企业、筹办地方自治，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权力更加膨胀。北洋集团的起落，直接影响了清王朝的存亡。袁世凯利用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而急于“求强”、“求富”的急躁心理，充分利用新政这一有利时机，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在合法条件下，大力发展半私人化的北洋军队，取得直隶与京都的警察统治权力，建立自己的经济支柱，安插自己的亲信与部下于国家各个重要部门，垄断了与列强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力，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势力，逐渐造成了“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对掌握中央政权200多年的满洲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一则史料在介绍北洋系的势力时指出：“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2]还有一则史料也指出：在当时，“尚、侍、督、抚，均属其私”。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赏识、信任、倚重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朝廷有什么大事，也每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然后才能作出决定。对于袁世凯的奏议，清政府更是重视备至，形成了“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此，梁启超称天津北洋总督府是“中国第二政府”。在这场权力角逐过程中，袁世凯不仅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而且赢得了赫赫声名与中外的关注，使自己的声望如日中天，为中外所观瞻。政治均衡遭到极大破坏，清王朝陷入更加严重的权威危机状态之中。

北洋集团在清末政治漩涡中所形成的巨大“黑洞”，破坏了清政权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这个政治“黑洞”的出现，成为清王朝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产物。在这里，北洋集团仿佛一个巨大的癌细胞，无止境地吞噬着衰朽帝国的剩余能量，使传统的政治运作体制枯萎收缩为一具只有依靠军事权威才能维系的政治躯壳。因此，处在极度虚弱状态的帝国政府就只能通过军事权威（袁世凯）的作用来决定其发展前景。尽管“皇族和帝国官吏们在权力斗争中，把新军作为争夺的‘彩物’，可是皇朝和儒家的文职官僚，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几乎是连年不断的外来压迫和内部不稳，逼着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更多地依靠它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却又是它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因此，那些掌握着分散在地方上的、半私人性质军队的人，在国家军务中便取得了强有力的发言权”[13]。这是北洋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清末动荡期迅速强有力的崛起，并最终在辛亥革命之机战胜各方力量，鸩占雀巢，取中央政府而代之的根本点。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竟发展到朝廷一兵、一卒、一饷都不得不仰求于地方督抚。不但财政资源，而且军事力量都成了没有根基和不起作用的因素。清王朝的墙角已经为北洋集团所掏空，朝廷的神器（主要是军事和外交）已经转移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手中，清王朝的灭亡在客观上已经不可避免了。所以至辛亥年间，武昌革命的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督抚专权最终引发了清政府的垮台与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

[1]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2页。

[3] 《奉旨查办事件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117～9118页。

[4] 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1页。

[5] 胡思敬：《沈国病书》，《退庐全书》，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262页。

[6]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

[7] 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九月三日。

[8] 《度支部主事陈兆奎条陈开馆编定法规等六策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页。

[9]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617页。

[10]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1页。

[11] 《御史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郡县专横之弊并拟预备立宪六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125页。

[12] 岑春煊：《乐斋漫笔》，《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13]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1页；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