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991年8月20日，我同书中的人物——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一样，在政变发生的第二天离开了莫斯科。只是他飞往巴黎，我却是乘坐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蒙特利尔。在我们着陆之前，没有人知道政变的策划者（或者航空公司当局）是否允许我们的飞机飞往加拿大，或者会要求我们改道前往哈瓦那。但是，飞机上许多人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他们让我们一路飞到了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失去了对这架飞机的控制，还失去了对莫斯科地面局势的掌控。

第二天，不必再担心政变了。按计划，我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进行授课，那里的同事对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兴奋，希望我能开设关于苏联危机的课程，主要讲一讲俄罗斯的命运、苏联的民主，以及民主对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因为来自乌克兰，同时意识到了民族动员在该国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开设一门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课程。我的主人对此表示怀疑。民族问题好像无足轻重，和现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似乎也没有清楚的联系，或者说，至少在北美学术界，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我的坚持下，他们不再反对。

当1991年12月，我教完这门课后，苏联已不复存在了。它没有成为民主获胜的范例，而是分崩离析，变成了15个国家。我和许多北美同事的观点不同，我意识到了“民族问题”在苏联的重要作用，我一直密切跟踪研究苏联各个共和国走向独立的动因。然而，我和他们一样，对事态发展之迅猛深感震惊，也无法理解自8月政变失败，莫斯科的街头民主获胜之后，到12月苏联解体这段时间所经历的和平却富有革命性的进程。

由记者、政治学家，以及在过去10年中由历史学家所撰写的有关苏联解体的现存资料，都难以解释我在加拿大公休年期间苏联确切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了弄清楚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世界又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不得不写了本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相关问题，我仰赖于多人帮助。

这里我想首先感谢参与此事，同意为此书而接受采访的人。他们是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议会议长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乌克兰国防部长科斯坦廷·莫罗佐夫将军，苏联议会议员、乌克兰作家，也是日后的外交官尤里·谢尔巴克，美国驻波兰大使，也是日后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托马斯·西蒙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日后驻希腊大使和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我也要向那些帮助我安排采访事宜的人员表示感谢：马歇尔·高德曼、玛尔塔·迪克左克、卢波米尔·哈伊达和列昂尼德·波力可夫。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允许我使用他的文书，该文书存放于普林斯顿大学穆德手稿图书馆。伯恩斯大使阅读了手稿全文，给出了极为有用的建议和修改。俄联邦副外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读完此书后，并未提出重大异议。同时，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同事马克·克莱默和玛丽·萨洛特，以及我的研究生伊丽莎白·克利，感谢他们对我纷繁的稿件提出的诸多建议。

特瑞·马丁、查利·迈尔和埃雷兹·曼尼拉针对我的论文和演讲给出了建议，而这些正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涉及的研究内容。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布莱尔·鲁布、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弗拉德·祖博克，以及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奥尔加·帕伦考也给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建议极大地帮助我提炼了自己的论据，删去了手稿的次要部分，避免了错误。与以往一样，我的朋友——资深编辑米罗斯拉夫·尤尔科维奇出色地使我的文字更加“英语化”。

我感谢历史系在2011年秋给予我的公休假，便于我写作此书；同时感谢乌克兰研究所、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给我提供的经费资助。特别感谢我的同事蒂姆·科尔顿，2012至2013学年，我和他共同教授研讨班——“帝国遗产和国际政治”。另外，还要向戴维斯研究中心的同事和选修该课的学生表示感谢。有关苏联及后苏联时期的政治和过去几十年人们对此的解读，蒂姆和研讨班的参加者使我受益匪浅。

普林斯顿大学档案管理员丹尼尔·J.林克使我得以经过允许，使用穆德手稿图书馆馆藏的国务卿贝克的文案。阿列克谢·利特温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使我得以接触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米哈伊尔·普罗苏门希科夫、彼得·鲁格泰勒、尤里·沙波瓦尔和弗拉基米尔·韦德洛维奇关于前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文档方面给予我许多建议。感谢俄通社-塔斯社图片社国际部的伊芙吉尼娅·帕洛娃和科比斯图片社的奥斯卡·伊斯派拉特帮我挑选本书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