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要把这个装置[核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赫鲁晓夫致苏联核设计人员，1961年7月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了一颗运行轨道经过北美上空的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是一颗没有危险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卫星，但美国分析家还是认为，同样的导弹可以携带数百万吨级的核弹。这些专家几乎立即就发出警告，说这种“在导弹上的差距”最后有可能使苏联能够以突然进攻的方式摧毁美国的战略力量。这勾起了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国各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省钱建造防核辐射的掩体。儿童们要参加可怕的民防演习，学习怎样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护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他回忆说，有一次演习，他还朝曼哈顿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国大厦是否还在那儿。

实际上，害怕受到核攻击的应该是苏联人。当时的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对美国极为有利。斯蒂芬·扎洛加（Steven Zaloga）写道，苏联的战略防御力量“耗资巨大，但技术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报废”。要是美国人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就没有可用来反击的战略核力量。同时，美国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战略。为了防止苏联人占领西欧，美国人计划用核武器对付苏联。五角大楼不仅在美国本土，还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些盟国的领土上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基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苏联对热核革命以及与美国的核武竞赛的反应所知甚少。有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采取了更加负责、更加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采取的遏制战略和他们拥有的战略优势，让苏联人在抵抗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别无选择。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抵抗。他决定打出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这张牌，也就是在国际危机中最后用核导弹说话，来压过美国人的核优势。他的选择把苏联拖进了整个冷战中最危险的冒险活动。

核弹与教条

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热核革命才刚刚开始。到1953年，苏联已经制造出几个型号的原子武器、中程导弹、反导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和核潜艇。但事实证明，它仅仅是提升苏联战略核力量的第一个阶段。苏联核工程的老兵维克托·阿达姆斯基（Viktor Adamsky）回忆说，“1953-1962年这几年，热核武器的发展成果是最多的”。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政治局对原子弹计划的讨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有关美苏核试验的情况，一向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包括拉夫连季·贝利亚、国防部部长贝尔加宁和军队高层。后来就有消息说，即将进行核裂变炸弹的大型试验。那是由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维塔利·金兹堡（Vitali Ginzburg）在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秘密实验室里设计的。1953年7月，核工程的副主管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向出席苏共全会的代表们报告说：“美国人按照杜鲁门的命令开始研制氢弹。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也不差。氢弹的威力要超过普通原子弹几十倍，它的爆炸——现在正在准备中——将意味着结束美国人的第二项垄断。那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苏联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53年8月12日，这给了苏联各位领导人以巨大的信心。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度误以为苏联在核竞赛中变成了领先者。赫鲁晓夫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热情时说：“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这样的炸弹。这令我激动不已。我们倾尽全力，确保萨哈罗夫计划的迅速实现。”安德烈·萨哈罗夫马上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据一份由部长会议主席团在1953年11月20日批准的计划，已升级到一两百万吨级TNT当量的萨哈罗夫炸弹将搭载到一种巨型的洲际导弹上。该导弹的设计交给了斯大林建立的另一个大型军工综合体。洲际导弹的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保证，到1957年底进行最后试验。

热核权力立即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原子弹沙皇”被捕之后，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声称，他企图利用核试验的成功来获得权力。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核计划显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它成为任何政治家个人的禁脔。贝利亚被捕后，负责核计划的主要机构，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和第一总局，立即合并为中型机器制造部，并由二战时负责坦克生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担任部长。尽管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很近，但他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围绕原子弹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