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第3/5页）

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怀疑。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残酷镇压之后，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苏联知识分子也对共产主义思想失去了兴趣。政治领导人、官僚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真正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的工具。它也还是以大国沙文主义为中心的官方集体认同的关键，而日渐徒有其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承认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书所证实的一点是，领导者个人对于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特别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关键领域的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差远了，但就像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勃列日涅夫对缓和的贡献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苏美缓和的形势迅速下滑、欧洲军备竞赛加剧以及1979年12月苏联最终在阿富汗采取干涉行动的原因之一。这次灾难性的入侵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强大惯性的最后一次大展示。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担心把阿富汗让给美国（他们低估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的潜力），便用武力更换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本指望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可以撤军，然而却事与愿违，在那里深陷泥潭几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动了美苏对抗。它也是苏维埃帝国史的一个分水岭。与伊斯兰游击队的漫长的战争，削弱了苏联国内对扩张主义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希望利用苏联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苏联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还向莫斯科施压，让苏联人不要入侵波兰——当时该国的团结工会向共产主义政权发起了挑战。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反倒把克里姆林宫变成了一座虽被围困却还在坚持战斗的堡垒。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私下里宣布不会在波兰使用武力，不过这一决定与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关系。在阿富汗，他们还是宁可冒更多损失的危险也不愿意灰溜溜地无条件撤军。结果，第二阵冷战之风反倒使苏联的对抗立场和苏联精英及老迈的政治局领导层集体认同中的反美成分继续保持了下来。

罗纳德·里根的幸运在于，他的总统任期刚好赶上克里姆林宫的更新换代和老近卫军的退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自斯大林以来第一位对意识形态与苏联安全利益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员，逐渐成为一位注重意识形态的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但他没有照搬革命与帝国范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维”——一种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尔巴乔夫那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爱的有关民主化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念。实质上，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怀有许多大的错觉。首先是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