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9章 元清非中国（第2/3页）

如元朝户部尚书张昶，被太祖皇帝软禁之后就接受了明朝官职，可此人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与元朝暗中勾结，后来事情败露，太祖皇帝派人审问，张昶竟然不慌不忙的写了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又如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蒙元大将王保保，他帐下也有个名叫蔡子英的汉族官僚，此人对元朝忠心耿耿。蔡子英被明军抓获，然而却誓死不降明朝，也不向朱元璋下跪，反而日夜大哭，思念元朝旧主。

便是如李善长、刘基、宋濂等开国文臣，对蒙元也都是持肯定而非否定。整个朝廷的文臣集团都是这个态度，太祖皇帝又能如何。只有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明初那一大批曾经出仕元朝的官员才能洗清从前污点，极度阿谀蒙元的儒家才能继续在明朝售卖他们的思想，继续过着人上人的好日子。

廖瑞祥认为蒙元对汉人百姓极其残忍，但对汉人的读书人却极其优容宽待，这也是导致为何元末有那么多汉人读书人誓死为元朝效力的原因。这一点，和满清入关之初极其相象，正因为清军入关之初全盘收纳明朝的官员，承认明朝的士绅地位，这才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甚至于，顺治五年以后对南方明军的征讨，完全是由这些投降的汉族士绅在主持。

所以，廖瑞祥在痛定思痛之后，深刻意识到甲申之后为何天下迅速沦陷于满州异族之手，完全是因为明初对蒙元的不正确认识导致。

如果明初坚定的对蒙元清算，就绝不会有今日之局面。承认元朝，就是承认异族对中国有合法占领，就是承认那些为蒙元效力的汉族官僚不是汉奸，同时也是承认明兴元亡是正常的改朝换代。那么，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读书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再次接受另一个异族入侵，从而在心理上得到安定，理直气壮的做汉奸。

国可亡，教不可亡，便是儒教两千年来立身之基，立身之论。

廖瑞祥奏疏上说了很多，周士相从中看到了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虽然廖并没有完全提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但显然，他已经摸到了门槛，但离内在还有很大差距，毕竟，廖仍是这个时代的传统文人，并非如同周士相一般接受了民族国家观点的后世人。

但廖瑞祥作为这个时代的传统文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已然是极其难得。有明一代，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置疑《元史》的正统性，敢于否定蒙元。从这方面来说，廖是第一人。

时代塑造一个人，也塑造人的思想。周士相相信，廖瑞祥敢于提出蒙元非中国论，要求重修《元史》，完全是甲申以来中国之乱对他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局面，为什么那些士绅蜂涌降清，争先剃发？原因还不是因为明朝承认了元朝，所以清朝这个异族同样也可以是正统王朝。

不过廖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诸如将明初修元史，承认元朝为中国正统王朝完全归咎于那些亲近蒙元，或在蒙元治下享受好处的文官们，而不是太祖皇帝。

如果朱元璋不答应，凭开国之君和他那雷厉风行的手段，周士相不以为宋濂等主修《元史》的官员敢承认元朝，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权谋手段的体现，或者说是儒家思想的一种体现。

这种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驼鸟思想，没有办法反抗，就把头埋起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只要这个外来者承认儒教，继续尊孔，那万千儒教的读书人就当它是自己人。

等到了满清入关，这个思想便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也许，朱元璋自己也没有认识到官方修元史，祭祀忽必烈等蒙古人会有怎样的遗毒，他也许是单纯的想用这个手段拉拢北方的士绅，也可能是真的认为自己顺应天命，也可能他真的是被那万千读书人迷惑住了。这就是时代的缺陷，身处儒家思想“繁盛”的时代，哪怕是开国之君都不能从儒家影响中挣脱出来，反而要拉拢、重用儒教。

朱元璋，再雄武大略，也是封建统治者。

他给各国的诏书，给臣民的诏书都称蒙元是胡人，异族，很可能是秉性而为，照心里想法直说。但官方却承认蒙元，修《元史》，在周士相看来，却更多的是这位草根皇帝没有将修史当作一回事。《元史》331天修成，恐怕也正是这位开国皇帝内心真实想法的写照。然而他不当一回事，儒教却当一回事，那些谁强奉谁的士绅地主们当一回事。

重修元史，是廖瑞祥理解的可以肃清思想的最好办法，他简单的将今日中国之局面和《元史》联系起来，他的观点周士相总结了一下，就是蒙元非中国，或者说元清非中国。

蒙元肯定不是中国，这一点无庸置疑。元朝是由蒙古这个野蛮民族所创立，从创立之初，元朝就不曾将汉人当过他们的子民，而是视汉人为亡国之人。他们肆意屠杀、掠夺，无恶不作，完全视自己为汉人的征服者。这种政权，也就是那些儒家读书人能厚颜无耻的称其为中国，换作那些被压迫的老百姓，就纯碎是去他娘个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