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2/8页）

孙文上书的内容来源于何启博士的观点：通过本国人士的智力，中国也可以做到像西方国家那样富强。孙文首先赞扬大学士素有提携人才之名，随后便简述了自己的阅历：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

1894年年初，孙文北上，准备去天津向大学士李鸿章面陈己见。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会兄弟。

孙文当年参加的那个名为“三合会”的秘密会社，与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岛加入的社团同属华南三合会，属于潮州帮的一个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这个组织。此外，他还是洪帮成员。

孙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摩尔捐建的那所监理会教堂。星期日的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经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终其一生，孙文都定期到教堂里募集新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属于教堂里的那个基督，而是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基督。”

除了都是帮会成员之外，他俩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来自广东省，说同样的方言，都能讲英语，都在海外留过学，都是基督徒。他俩还都曾想学医，都怀有远大抱负，都很难融入孔孟礼教社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种融合体——受过西方教育的农民。他们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对孙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孙文保证，如果北上不能达成目的，他还可以回来投靠查理，依仗洪帮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他的事业。查理还向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大人物，即洪帮重要首领：大买办郑观应和著名记者王韬。王韬给孙文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关系：大学士手下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凭着这个关系，孙文继续他的上书之旅。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清政府官员有些许冒犯，就会落得掉脑袋的下场。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发表，或者私下偷偷流传。就连孙文的老师何启博士的那些大胆的建言，也只敢用笔名发表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上。而现在，孙文却准备去面见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亲自向他陈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此举确需超人的勇气。

然而，此行的时机选择得相当不好。大学士此时需全力以赴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针对朝鲜问题，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砰”的一声枪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了。日本快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其霸权触角开始伸向矿产丰富的朝鲜半岛。

抵达天津之后，孙文把备好的上书草本交给了王韬的那位熟人，希望能够转到大学士手中，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他没有等到任何结果，没人安排他们见面。大学士没有闲余时间去思考一个微不足道的南方农民出身的草医提出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社会改革方略。

此时的孙文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返回上海后，他住到了宋查理家中，由查理在幕后操纵一切事务。宋查理把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以改革论文的名义发表在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9、10月号合刊上。这是孙文的政治观点首次见诸公共视野。

在查理的印刷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孙文认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的希望。现在应该沿着秘密会社的路子，组织新的政治运动，最终走向革命。

从此之后，孙文常会定期来到查理家中，在他的书房里召开密谋会议，查理的孩子们都视其如教父。无论孙文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资金或争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报新的情况，并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种开销。

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江湖兄弟情义，最能体现这种情义的是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一片水乡泽国中一座名为“梁山泊”的山寨里，小说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个“解放区”，即谋反者建立的共和国。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朦胧世界中，善行总是与一定的欺诈相伴而存。经过世代口口相传和地方戏曲的传播，这些侠盗义贼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一个常为人们传颂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加入了反叛大军，最终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秘密会社、盗贼团伙和秘密帮派。但在17世纪以前，这些组织都是零星出现。1644年，清军入关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会社网络，矢志要将满族人拉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