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

宋子文答应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的经济出一份力。之前为了出钱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独裁政权，国民党从上海的商人们手中敲诈勒索了数百万元，现在子文急着想拨乱反正，改变现状——他准备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合法的税收体制，为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并且从理论上讲，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也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不过他这么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做的每件事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他创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债券市场，让投资者们感到购买政府的债券比任何其他的投资方式都划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如此一来，资金储备就流出了嗷嗷待哺的中国民族工业，这是不好的一面。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都拿出大量资金购买宋子文发行的债券，中国投资者逐渐把子文当成了他们的“诺克斯堡”[1]，这些债券的安全度仅以他的信誉为保障。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他在内心里对此也很满意。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每次子文与蒋介石吵架之后，债券市场立即就会发生波动。子文把中国的资本家们拉到一条阵线上，一起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如此彻底，以致破坏了这些人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现实，使他们成了独裁政权的奴隶。他的姐夫孔祥熙最终取代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所有的财政限制措施都被取消，宋子文苦心建立起来的财政运行机制毁于一旦。

现在已经不能再像1927年那样明目张胆地采取黑帮敲诈的手段来募集资金，但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商界之间的这种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确立了下来。由于子文深谙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所以外国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子文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代言人，而在蒋介石眼中，子文不过是一个魔术师，一个能替他把铅块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

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的税收为300万元，而支出则是这个数额的4倍。（官方数据显示，当时中国货币与美元的比率是3∶1。）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从毗邻上海的中国最富有的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投资者”那里敲诈所得。子文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消索拿“回扣”的中间人，因为这些人经手的每一笔税收都要被他们“榨取一部分”。想当年在为孙文的广州国民政府筹集资金时，这个方法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子文取消对税收人员的监管之后，各省的情况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于是子文改变策略，他不再干涉贪污行为，而是直接向上海的资本家们示好。1928年6月，他召集了70位上海银行家、工商业界人士，以及45名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机关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向这些人重新申明，1927年采取索要手段筹集资金纯粹是出于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的需要。随后，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众如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政府就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政府还没有出台民众参与政府工作的详细计划，财政部先开个先例。这次与会的代表中即包括政界之外的相关负责人士和纳税人代表，特邀他们来就我们已做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

他坚持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民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

子文建议限制军费开支，采用预算制度，建立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取消“两”这个计量单位，开办中央造币厂，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封建的“厘金”税。与会代表们则要求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同时还集体请愿，希望“政府能制定《劳工法》来管理约束各级工会组织，以免惹是生非之徒利用这些组织制造事端”。这个提议也许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那些煽动闹事的人，或者是委婉地请求政府提供保护，以免受到杜月笙控制的那些“工会组织”的骚扰。

次月，在南京召开的一个类似的经济会议上，子文再次提出削减军费开支。他指出，只要裁减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阀们雇用的那部分士兵，就可以达到削减军费的目的。（许多军队领导人虚报军队人数，这样就可以多领军饷。）因为北伐军已经打到北京，并“统一了中国”，因此子文建议，可以趁此机会开始实施军费削减计划。在《北华捷报》上，子文不留情面地敦促蒋介石接受他的提议，因为“7月31日之后，控制全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会再借给国民政府了”。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马克谟的记录说明当时的银行家们是多么希望诱使这些将军与他们合作：“银行家们可以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提前支付遣散费……后续的遣散费是否如期支付要看实际遣散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