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hame 羞耻

一种相当刻板的形象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尊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烈烈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根据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莱奥帕尔迪（Leopardi）在这种场景中夸大了现实；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乐观者。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几乎总要伴随一段时间深深的痛苦。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在灵魂中如此之深处，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自然，我不敢坚称之前所提到的电影剧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伪的。许多解放带给人们全然的、真正的欢乐——首先是对于战士，无论军事的或政治的，在那一刻看到他们的军事理想和人生抱负得以实现；其次是对于那些遭受更少痛苦或经历时间更短的人们，或者仅仅他们自己遭受了痛苦和压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朋友或爱人。此外，幸运的是，人类并不都是相同的：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拥有萃取幸福时光的美德和特权，并充分地享受它们，就像从废料中提取纯金。而最终，在证词中，手写的或口述的，流行着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化，侵害着真实的记忆，“任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感到高兴，我也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感到高兴。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里，就像在《费黛里奥》（Fidelio）里，打碎铁链是庄严或热烈欢呼的时刻，而我也是这样。”这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记忆迁移的一种特殊情况。随着岁月流逝，以及他人经历（真实或推测的）的积累，这种记忆迁移便日益突出。但是，任何回避浮华词藻的人，无论出于本意，还是道听途说，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相对而言，菲利普·穆勒的经历要比我可怕得多，他在回忆录《见证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的结尾处这样描述他的解放：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我现在从我自己的书《再度觉醒》（The Reawakening）中重读下面的段落。这本书仅1963年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次，但我早在1947年便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第一个俄军士兵目睹我们充满尸体和垂死囚犯的集中营时的描写：

他们既不欢迎我们，也不微笑；他们看起来沮丧，不仅出于同情，还有困惑让他们缄口不语。我们非常了解这相同的羞耻感，在筛选之后，在每次我们见证或承受某种暴行时，这种羞耻感便淹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感，只有遭遇过他人的某种罪行的正直之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羞耻。而因为它的存在，让他感到悔恨，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进这个现存的世界。而他的意志，则被证明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并没有能力提供良好的防卫。

我不认为这段文字需要任何删改，但我必须补充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体验到“羞耻”，也就是说，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其后的时间中所感到的一种罪恶感——这是被众多证言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它是事实。我自己会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并对其他人的解释作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