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3/8页）

他们吃完后，华人会吃起不带一点儿荤油的清水煮白菜、用豆腐乳调味的鱼肉、一碗米饭，再喝上一碗不搁糖的茶水。大家都说，东方人肯定特别适应夏威夷的水土，虽然他们比白人干活更辛苦，可却活得更长久。

小个子的阿曼达・惠普尔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看着仆人们做完饭后，便将精力放在玉珍身上，教这个勤勤恳恳的中国女孩照料他们家的大宅子。光是掸灰尘这件事就特别费神费力。在中国，玉珍的母亲总得用这些灰土算上一卦，然后才舍得把它们抹干净，可闲不住的惠普尔太太却下令天天都要除尘。不光要扫掉地板上的灰土，还有花形瓷灯、枝形吊灯和红木双人椅上一圈圈繁复的花纹，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绣花摆设，而从广东运来的孔雀椅和竹木家具，更是好像怎么都弄不干净。最让玉珍头疼的就是客厅墙壁上那张大渔网，上面挂着贝壳、花环和其他小玩意儿。说实在的，惠普尔家的角角落落全都摆满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东西，除了招灰尘之外，毫无用处。

相比起来，姬满基家里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家谱、一块打火石、一根蜡烛和一个酒瓶。还有一张绳床，上面挂着一幅大字百子床。

根据惠普尔和两名中国仆人的约定，满基每月拿两美元工钱，他老婆拿五十美分。可惠普尔太太看玉珍手脚这么麻利，而且从凌晨五点一直干到夜里九点，整个礼拜一天都不闲着，便动了恻隐之心，每月给那姑娘整整一块美金工钱。这两个华人每年就靠着这三十六美元置办衣服、生养孩子、供孩子上学，偶尔找找乐子，另外还得给留在中国的大太太寄钱。他们确实是这样生活的。夫妇俩还受到了惠普尔夫妇额外的馈赠，因而稍稍减轻了一点压力。惠普尔夫妇时不时便东一点西一点地接济他们，于是两人便攒下了一点钱，还得了一亩好地。地里的农活儿由玉珍照料。玉珍是个难得的庄稼把式，不久便挑着一根竹竿走上了火奴鲁鲁的大街，竹竿两头各挂着一篮子新鲜蔬菜。她主要在华人中间兜售，积少成多地收来几美分、几个澳大利亚先令或是西班牙雷亚尔。夏威夷人很聪明，王国境内任何国家的货币都能自由流通。

满基夫妇日渐丰厚的家当也有当家男人做成的几笔好买卖。每天吃罢早点，满基便心急火燎地赶到努乌阿努的唐人街，那里到处是乏善可陈的破棚子，丑陋不堪地挤在一处，鲜有白人涉足其中。满基着急赶去的是一座声名狼藉的小窝棚，里面坐着个华人老头，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和一个本子，满基一下赌注，老人就往本子里写。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颜色惨白的男人身体画像，分成二十八个部分：鼻子、脚踝、膝盖、胳膊肘……满基为这个把戏简直绞尽了脑汁。赌局的玩法是这样的：庄家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玻璃，下面压着一个封着口的小纸卷儿，玩家赌的是纸卷儿里会出现身体的哪个部位。夏威夷的大多数华人都会玩这个赌局，赔率是三十比一，对玩家有利，但有两样：要是猜对的人太多，分到的钱便相应减少；再者说，庄家从没输过。但是，这个赔率还是十分诱人。每天一起床，家家户户便开始互相打听：“夜里有没有梦见胳膊肘？”人们还特别留神自己身上哪儿不舒服，或者哪儿有个小磕小碰什么的。发财的美梦十有八九是一场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满基却一直能梦见那个幸运的字眼儿。

“你又带着那个赢钱的词儿来啦？”庄家酸溜溜地问道。

“今天肯定是下巴。”满基信誓旦旦地说，“我昨儿夜里醒来，下巴上痒得要命，我一眼就能看透那片玻璃，上面写的就是那个字。”

“你押多少钱？”

“两毛钱。”

赌局老板的脸上掩饰不住失望的神色，把那个数字填进了本子里。

“你是个聪明人，满基。”他嘟嘟囔囔地说，“不如跟我一起干这行好了。”

“我是厨子。”满基答道，“从你这儿赢钱比给你干活儿强。”

“我是这么想的，”年龄稍长的老赌徒提议，“你到镇子边上去收赌注，然后上午十点给我送过来。”

“那我自己不就没法赌了吗？”满基问道。

“不，之后你还能参加赌局。”

海岸边上的一座钟塔敲了十一下。人群从唐人街的街巷里蜂拥而出，气氛越来越热烈。赌局老板煞有介事地移开了那片玻璃，打开了小纸卷儿。为了防止纸卷被换成没人下注的词——过去老有人玩这一手——从赌客中随机选出了一个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纸卷，嘴里喊道：“下巴！”满基高兴地跳起来，高声叫道：“我押了两毛钱，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下巴痒得很。”他对每个人都详细描述了自己醒过来的那个时刻，还有他在那个吉时心里冒出来的种种念头。他凭着两毛钱和一个梦，便赢来了两个月的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