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玉珍和丈夫在夏威夷生活一年之后，一个消息从茂宜岛——那儿有大量华工在种植园里做工——传到了火奴鲁鲁，整个华人社区都为之惶惑不安。华人听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在一个炎热的黄昏，有位跛脚的老牧师拄着手杖闯进了当地一座供华工使用的临时佛堂并捣毁了祭坛。有个当时正巧待在庙里的女人说：“那个小个子拿着手杖，见什么打什么，把观音像都推倒了，还撕碎了黄表纸，冲着我们大叫大嚷。大家不肯离开佛堂，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佛堂，是我们辛辛苦苦修建起来的，他们一分力也没有出。结果他的怒气就冲着我们来了，他还想用手杖打我们，嘴里不停地喊叫。可他毕竟是个老人，躲开他的攻击并不太难。”

华人普遍觉得，这次事件不过是种植园种种艰辛生活的另一明证。老人的突然袭击引起了华人的诸多义愤。随便找个华人问问，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客家人都异口同声：“难道白人不敬神吗？”华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在白人看来，袭击佛堂理应受到谴责，茂宜岛和其他岛屿上的种植园主很快便将一笔笔数额不大的捐款汇总，送到了受辱华人的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袭击事件引起的恶劣反响。惠普尔医生以种植园代表的身份亲自去了一趟茂宜岛安抚华人劳工。就这样，人心惶惶了几天后，双方又恢复了相当不错的关系。雇用了华工的白人种植园主全都只得忍辱负重地安慰那些外来户说，随便保持什么信仰都可以。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群岛上洋溢着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气氛：公理会教徒、天主教徒、圣公会教徒、摩门教徒、佛教徒和儒家信徒，全都平起平坐，相敬如宾。

华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了下来。白人种植园主现在得考虑老态龙钟的艾伯纳・黑尔的问题。第一代白人移民家庭的后代，如休利特家、惠普尔家和霍克斯沃斯家的孩子们，在火奴鲁鲁开会商议到底该拿这位老人如何是好。有个休利特家的孩子开诚布公地说：“那种疯狂行为着实可叹，他挥着手杖大发脾气，嘴里还喊着什么‘大逆不道！肮脏堕落！’这几乎将我们与华人多年的交情糟蹋得精光。我们得让这个老糊涂守点规矩！”

“这与多年前他对待夏威夷人的态度如出一辙。”布罗姆利・霍克斯沃斯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无人不知，就在我母亲和她哥哥结婚时，他冲进婚礼现场，挥着手杖到处乱抽，把神像全砸坏了，场面简直是一塌糊涂。到现在，他还以为那是在对抗古老的夏威夷天神。”

“总得有人去告诉他，世道变了。”一位惠普尔家的儿子坚持说，“砸坏夏威夷的神像也就算了，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可在我们哄华人劳工开心的时候，偏偏去破坏佛像，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人们都扭头看着大卫・黑尔：“你能不能跟老人家说说，大卫？”

“我做不到。”那个机警的年轻人含糊其词地说，“我跟父亲早就讲不清道理了。”

“说真的，我们应该送他离开茂宜岛，这样，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布罗姆利・霍克斯沃斯提议，“决不能放任他一个人待着。他毁了海员们的小教堂，还随便干涉华人事务。真是个能惹祸的家伙，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卫，你得跟老头子谈谈，劝他住到火奴鲁鲁的小屋里，好让大家能盯着他。”

“我试过了。弥加也试过了。一说到让他离开茂宜岛，他就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要是你直接问他，他就固执地说：‘我的教会在这儿，我的坟墓也是’之类的话。”

“谁的坟墓？”布罗姆利・霍克斯沃斯问道。

“我母亲的坟墓，还有你祖母的。”黑尔家的小儿子紧张地说，“他照料着那块坟地，除草浇水，时不时还去那座他自己修建的旧石头教堂布道。不过我看那位牧师巴不得他赶快离开茂宜岛。”

惠普尔家的一个儿子说：“咱们有一说一，看看这件事到底怎么办才好，让他一个人离开茂宜岛对咱们不利。外人看上去，就好像咱们把他撵走了似的。好像因为他老糊涂了，咱们就嫌弃他。我知道这并不符合事实。我父亲明确邀请过黑尔牧师跟他同住，还有你的母亲布罗姆利也邀请过他。当然，咱们都知道，弥加和大卫也请他过来一起住。所以咱们并没留下什么把柄，过去也没有把柄。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少不了指责咱们，说咱们让他孤零零住在那座乱七八糟的小房子里。”

“现在他要去干涉华人的事情。”霍克斯沃斯家的一位年轻人说道，“他就真得靠边站了。”

于是大家提议，派惠普尔医生再去一次拉海纳，跟艾伯纳讲明利害关系。于是詹德思和惠普尔商店那位斯文儒雅、头发花白的老店主只得又不情愿地登上“吉拉乌艾”号，一路颠簸着穿过那条险恶的水道来到茂宜岛。他还没走下码头，就看见那位站立不稳的老朋友用拐杖像小鸡啄米似的分开人群，拉住一名船上的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