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2/8页）

1944年1月22日，马克・惠普尔上校沿着拉皮多河以西一英里的地方命令军队停下脚步，告诉他们：“咱们的命令清楚明白。过河……这样，后续部队就能攻上山。德国人夸口说，就算是一只兔子过河，也至少会被从六个角度来上六枪。但是我们要过去。”

他派出一支搜索队，其中有酒川五郎和他擅长素描的弟弟忠雄，还有四名机枪手。1月22日，他们在薄暮中爬出藏身地点，腹部贴地，穿过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困难的战场。酒川忠雄极其仔细地绘出了路线图。222部队将会在目前位置以西两百码处遇到一条三英尺宽、四英尺深的水渠。爬过去之后，将会面对德国人的机关枪和一道三十码左右的沼泽，再之后是另一条水渠。三十码之外，藏着第三条水渠，比前几条深一倍、宽一倍。部队爬出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将是一堵结结实实的机关枪火墙。

在黑暗中爬到这里后，酒川五郎舔舔干燥的嘴唇，问手下人说：“前面是什么？”

“看起来是一堵石墙。”

“耶稣啊，”五郎轻声说，“可不能指望小伙子们爬过这三道水渠之后还能再爬一堵墙。有多高？”

“看上去约摸十二英尺。”

“那办不到。”五郎答道，“大家分散开。你们从那里过去，我从这里。咱们看看墙上有没有缺口。”

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通，没找到缺口，只有一堵结实得足以让他们送命的石墙。墙高十二英尺，顶端呈锯齿状。大家集合后，五郎喘着粗气轻声说：“基督啊，那种东西谁能翻过去？到处都是机关枪。嘘！”

德军机关枪突然发出嗒嗒声，但枪手肯定是听到了其他方向的声音，他们的子弹离五郎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

“这个，”枪声停下后，他说，“咱们过去。”

在黑暗的夜色中，六个日裔士兵耐心地、娴熟地互相帮助着翻过了那座石墙，从那里跳入拉皮多河干燥的河床以东的地区。河床宽七十五英尺，深十五英尺，各处都有德军机关枪监视。六名士兵腹部贴着地面爬过了干燥的河床，他们估计对方不会打开探照灯。在寒冷的黑夜中，他们由于恐惧而大汗淋漓。

然而，来到拉皮多河对岸之后，他们发现这里才是真正吓人的地方，机关枪和探照灯照得雪亮，年轻的日裔士兵们设法藏身在河西岸低处的裂缝里。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机关枪致命的嗒嗒声，也不是一道道探照灯，而是河西岸那夺命的自然环境：河岸从河床直接向上耸起达十六英尺，顶上是结实的双层铁丝网，每隔两英尺就可能装有一处地雷。

“你把这里画在地图上了吗？”五郎轻声问忠雄，“一看见这个，就没有哪位将军敢派人过河了。”一排探照灯扫过狰狞的铁丝网，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画好了吗？”五郎问。

“好。把我举起来。我要过去。”

忠雄抓住哥哥的手：“我画的图足够了。”他谨慎地说。

“总得有人看看那边是什么。”

手下人举着他爬到河西岸的顶上，五郎花了十五分钟，一寸一寸地在互相纠缠的铁丝网之间险象环生地爬行。他知道身子底下随时会有地雷爆炸，不光会炸死自己，也会使五名同伴陷入险境。他不再出汗了，也不再害怕了。五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境界，只有夜袭的士兵和受过生死劫难的煎熬、在鬼门关走过几个来回的战士才能体会。他的头发贴着头皮，肚子绷得紧紧的。这个来自火奴鲁鲁的卡卡阿克的日裔小伙子在生死攸关的几分钟里，展现出了夏威夷人身上特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五郎穿过铁丝网，他特意在铁丝上留下几条布条，以便安全返回。在黑暗中，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东边一条直接通过蒙特卡西诺山脚下的土路上。他在与道路平行的水渠里藏好，深吸一口气，仿佛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没有感觉的机器似的，五郎仰面朝天躺在那里。这时，一束探照灯朝着野外照射过来，也许就是为了搜寻他，灯光扫了过去，突然照亮了他头顶的地面，虽然五郎早已远远看见了它，也知道它的体积多么巨大，然而他还是痛苦地悲号起来：“哦，耶稣基督啊，不！”

五郎的头顶上耸立着高不可攀的山冈，山冈的顶部据守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五郎躺在那里，开始设想他和他的小分队穿过他今天晚上所见的各个地点，小分队走上五郎身子底下这条道路，其他从夏威夷来的部队正在向前挺进，要爬过他头顶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峰。五郎在一片孤寂的夜色中恐惧地颤抖着。接下来，正如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一样，他突然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蒙特卡西诺的情形：那里并不是高不可攀。那里没有地雷，也没有密布的机关枪。那里没有被拉皮多河的防守部队把守。日裔小伙子们并未得到进攻那里的命令，现在进攻的地方，伤亡率可能接近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酒川五郎是一名意志坚定的战士，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他爬回自己的小分队，然后回到司令官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