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10页）

紧接着，他以意料不到的神速的动作，把腋下夹着的两把刀子交叉着换到自己手里，只听得刀环叮当，红光飞处，两把飞刀闪电般地向徒弟的头上飞去。两个徒弟急忙歪头缩颈地躲闪，飞刀好像有灵性一样，偏偏向他们躲闪的一边飞来。只听得“嚓嚓”两声，两把刀子恰巧钉在他们靠背站着的木柱上，距离头顶只有毫发之差。

“险呀，险呀！这一刀稍微低些，就把徒弟的眼睛戳瞎了！”

“险呀，险呀！那一刀稍微偏些，就飞进人丛，把观众们误伤了！”

但是这些动作都是在观众来不及说句话、来不及喘口气，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睫毛的瞬刻中完成的。刘锜娘子虽然泼天大胆，在浑身眼表演的过程中，也不禁闭上眼睛，同时推推亸娘，要她照样紧闭眼睛，仿佛这样做了，就可以防止不测，免去飞刀飞到自己头上来的危险。然后在她们还没睁开眼睛以前，听到一阵震天撼地的叫喊声、喝彩声、鼓掌声，人们大幅度地摆动着身体，怪声叫好，几乎要把这座扎缚得十分牢固的帐篷喝垮、鼓塌了。等到她们张开眼睛时，只见浑身眼嘴里仍然衔着那把飞刀，满面含笑，罗圈向三面的观众唱喏、道谢。

这时，场子中间忽然拥出十多个执事人抬着大箩筐，一一向观众们收戏钱。观众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慷慨程度以及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阔绰的虚荣心慷慨解囊，随缘乐助。有的摸出一文钱，有的摸出十多文钱，有的掏出大把钱，铿然有声地丢进箩筐里，执事人员一律唱喏道谢。

刘锜娘子是老主顾，是剧团收费的主要对象。红演员一捻红托着一张盘子亲自跑到她面前来。刘锜娘子既不吝惜，也不特别炫耀，她按照老主顾的身份，而不是按照她丈夫的身份、地位，从绢包里掏出一两的小银锭，轻轻塞进一捻红的手里。一捻红会意地笑笑，行个屈膝礼走开。

东京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在街坊、庙会、摊铺、剧场中打发日子。他们一年到头，都有许多闲工夫，而到了节日，就更像一锅滚水似的沸腾起来。

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到相蓝摊铺上挑购旧书旧画的，固然有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夫妇等风雅之士，但主要还是老百姓。那些惊心动魄的杂剧节目，基本上是投居民们之所好，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胃口与好恶而设计、编导和演出的。居民们带着欢乐、兴奋以及唯恐它们将在刹那间演毕散场的害怕心理，欣赏这些节目。他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赏灯、逛庙会。东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浮靡的、轻佻的生活方式。

东京一般居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在道义上谴责、在理智上反对、在感情上深恶痛绝当时的达官贵人，而在事实上却跟踪着达官贵人的脚步，不自觉地、一天天地堕入无法自拔的泥坑中去。一直要到东京的末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那个罪恶的阶层为他们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惜为时已晚，他们不得不成为它的牺牲品、殉葬品，跟它一起落进地狱。

3

高踞在东京社会巅峰上的是那些用老百姓的脂膏喂养肥大以至得了严重肥胖病的皇亲国戚、豪门权贵、大贵族、大官僚。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得去逛庙会、看杂剧。他们另有寻欢作乐的场所和方式。当朝太师蔡京有一天得意地说：“老夫忝一官之荣，诗酒风流，自有三十三洞天胜境在，岂可溷杂尘俗，现迹人世？”真可谓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宣和年代特别标榜“与民同乐”，在灯节中，在正对大内的宣德门外搭起的大牌楼上，就挂着“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在那狂欢的几天中，也的确有了那样的气氛，老百姓甚至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重重珠帘彩幕而泄露出来的宫嫔们嘻嘻哈哈的嬉笑声和叽叽呱呱的谈话声。但是双方心里明白，把老百姓暂时升格为“钦定”的观众，允许与官儿甚至与皇家同乐，只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那是朝廷需要钦定的百姓们来装扮出一个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

可是招牌还是招牌，并不代表实质，即使它填着金字，也填不平官儿们和老百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蔡京说的才是真话。

官儿们愿去并且常去的地方，所谓三十三洞天都是一般老百姓进不去的。仙凡有别，社会的阶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他们也拿不出那块到哪儿去都可以通行无阻的腰牌——银锭。在通行证被发明以前，代替它行使职权的就是这块腰牌。譬如说，要欣赏灯节，老百姓只好在宣德门外的御街和州桥大街那一带挤来挤去。那样的挤法，据说是有失体统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初九到十八的十个夜晚，人们被踏掉的鞋子每夜就有五六千只之多，这在老百姓犹可，如果一个官儿被挤掉了靴子，再加上丢了幞头，松了头巾，科头跣足地在大街上打旋，这还像什么官儿？他们享有赏灯的特权，可以按照品级在指定的地段上搭个临时帐幕前来赏灯。有的官儿还嫌看不畅快，宁可把这个特权转让给同僚，自己就在马行街大货行转角的丰乐楼上订个临街面的阁子，坐下来笃笃定定地赏灯，连带喝酒、听曲子，他们还怕拿不出腰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