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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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的饯别宴会，虽然没有达到他事前预期的目的，童贯对他的冷淡以及赴宴时间之短促，说明这个老练的对手，不愿意让蔡京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是东京的市民们，早已对这场宴会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借以证实许多情况。

市民们在年初第一次听到伐辽战争的消息以后，曾给予狂热的关注。“也立麻力”的故事也曾流传一时，家喻户晓。他们把这个新颖的名字和这场新鲜的战争联系到一块儿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关注以元宵那天他们目击的告庙大典为最高峰。经过那次告庙——官家亲自把伐辽的消息上告祖宗之灵以后，没有人再怀疑这场战争。可是，后来这方面的消息忽然沉寂了。有人从西北带来边防军正在调动的消息。这似乎有些音响。可又有人反驳说，军队调动是寻常事，焉知它调到东西南北去？总之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它正在积极准备。于是人们就以他们过去否定怀疑论那样有力的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确信。因为在这动荡多变的政宣时期，本来没有一件事可以说得太肯定。朝廷对于祖宗神祇的信誓旦旦和它对老百姓乱许愿心一样，都是说了不一定算数的。

现在市民们从这个宴会中正确地推断出这场战争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时机已迫在眉睫，负责前线军事的童贯不久将启程。这场宴会以及童、蔡两个的祝酒词和答词被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到了完全失真的程度，但它证实童贯启行在即。于是怀疑论一扫而空，人们再度掀起热切关注战争的热潮，而童贯一时也成为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童贯的评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声名一向狼藉，受人鄙薄；一方面，又因为他日前的红运高照，受人羡慕。在官场中，童贯更成为你抢我夺的香饽饽。第一等有交情的大员们可以为他设宴饯行，次一等的只够利用公私场合见面的机会跟他说句话，再次一等的只好转弯抹角地钻门路、找小道去跟他进行一项心照不宣的买卖。在这方面，童贯倒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贵贱，只讲现钱交易，你出价多少，他就给你多少货色，掂斤播两，两不吃亏。童贯为人有胆量、有担当（当然只是指这方面的勾当），经他的手委派出去的差使，一般都可以在短期内捞回本钱，外加相当的利润。这比干着同样事项的文官们要爽利得多。因而人们宁可多钻些路道、多花点本钱，跟他打交道。

有时，童贯甚至于表现得很讲交情，非常通情达理。

有人指名要那个差使。

“这个嘛！倒教咱家有些为难了。”他沉吟半晌回答道，“前天何枢密的儿子来谈，也要这个，虽没说定，却也有了六七成的成议了。咱家不看他面上，也要看他死了几年的老子面上。”他现出了为难的神情，然后果断地做出决定道，“也罢！谁教咱家的孩子一定要干这个，既是这样，一言为定，这就让咱孩子去干吧。何枢密的儿子咱另行安排。”

这里虽然也含有板削价的意思，但是人家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并且说过了是算数的。不过他也不肯让已经付出相当代价的何枢密的儿子过分吃亏，并不在乎他的老子是否在世。交易就是交易，从交易的观点来看，他调度人事，分配肥瘠，倒是相当公平合理的。王黼、蔡攸，下至转运使詹度、转运判官李邺、知河间府黄潜善、知雄州和诜，也要借这场战争大做交易，这些文官满口仁义道德，做起交易来，却是一项道德也不履行。童贯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道德，实际上倒是遵守商业道德的。

卖前线之官，鬻战争之爵，这是作为军事负责人童贯理应享受的特权，但它和王黼、蔡攸之间的界限还是混淆不清的。王、蔡两个没有他的手面、气魄，又不肯担点风险，却有着同样大的胃口。他们不喜欢童贯大权独揽、说了就算数的作风，更不愿把实利拱手相让。他两个常常联合起来，以二对一的优势，夹攻童贯，迫使他不得不吐出一部分已经到手的利益。经抚房是他们的分赃所。因为分赃不匀，发生口角，甚至闹得揎臂捋袖、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童贯被夹攻得走投无路，索性做出掼纱帽的姿态，愤然说：“太宰、学士高兴，就请亲自去北道走一遭。咱童某在家纳福，何乐而不为？何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吃苦的是咱，好处到手的是别人。”

王、蔡两个明知道要撵他还撵他不走哩，他怎舍得掼这顶乌纱帽。可是事情闹出去，大家面子上不好看，有时也不得不让他三四分。只有权势和实利在三人中间取得大致上的均衡时，他们的关系才比较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