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3/8页）

刘鞈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闭起眼睛来摇头，然后苦笑一下。这个表情的含义是明白的，它表示：他刘鞈本人即使十分同意你种师道的见解，但是童贯的刚愎自用，却为你我所深知，你都统制尚且不能够说服他，我行军参谋又怎能以片词只语改变他的主张？

这个表情种师道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使他回忆起过去在西北共事时，刘鞈比较偏向他的立场。“老朋友也有他的苦衷，倒也不能见怪于他。”这时种师道已经在自己心里把刘鞈当作朋友了，代他找出理由来为他辩护。同时他也有满腹牢骚，要在朋友面前发泄。自从出师以来，种师道从未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软弱无能。他种师道从军四十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偏裨的时候，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就是一个赋有全权的偏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不会受到干扰。现在他身任都统制，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朝廷命运的战争，而人家偏偏把他放在无所作为的虚位上，一切事情做不得主，连说句话也得请人转达，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气短！

“刘参谋，刘参谋！”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说，这时他对办好事情已经不抱希望，而只要求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种师道是这样一种人，看起来深沉不露，实际上却也不是槁木顽石，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时是出乎意外的强烈的：“俺种某老矣！拼着这垂暮之身，报效朝廷，还有什么顾虑？但不忍看到童太尉的所作所为，隳坏大局，贻祸朝廷。你刘参谋千万看在官家面上，相机转圜才是。”

这话显然说得重了，刘鞈知道他这番话是带着自己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而发的。凭他们相处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要在童贯和种师道这两个都是刚愎自用的长官之间调停、弥缝，确是非常困难。而命运偏偏要把自己放在他俩之间，过去在西北如此，现在到河北来又是如此。他刘鞈今年活到五十五岁，已经长着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忙忙碌碌，恓恓惶惶，似乎只是要做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他记起了他的前辈范纯仁，一生都处在两党的夹缝里，被人称为“头白调停范纯仁”。他自己不幸也落到这样的命运，真是十分可悲。

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来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是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杆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杆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

刘鞈是元祐九年中的进士，经过二十八年宦海浮沉，目前已做到述古殿学士，受到朝廷重视，很有希望做到枢密使甚至拜相。他是当时官场中的一个红人，有着锦绣的前程，当然也要受到官场一般规律的约束。那种规律指南针一般清楚地指示着他们在做人和做官的选择上，只能顺从利害关系而不能坚持是非标准。既然做大官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当然只能按照官场的指南针行事。当他做出这种选择时，个人素养和品质能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头来总是受到完全的排斥。可是他偏偏要在自己内心中强调它们，并且用来把自己区别于一般官僚，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