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13页）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间泡在公事房里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这两者都使他恶心。他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并没有一个认真想把事情办好、能把事情办好的头儿。如果头儿没有把合适的工作分配给他做，他宁可自己找活儿干，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比头儿们清楚得多。

从根本上说，马扩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急功近利，他急的是伐辽之功，好的是复燕之利，对战争有没有好处，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抽象地承认朝廷的权威性，却从来不承认这个凌驾于统帅部之上的宣抚司的权威性，仅仅因为统帅部的腐化程度略逊宣抚司一筹。

他跟宣抚司的同僚们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兴趣，他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来迁就他们，适应这个环境。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紧张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独行其是地干着这一切不是对哪个上级而是对伐辽战争这一项庄严事业负责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发霉起毛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如果没有他这种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那么他的勇于否定的气质、野马般的性格，可能会越出轨道，变成十分荒唐的了。

马扩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抚司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人员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常识和正规化形式这两把刀子的乱砍下，被砍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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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到达前线后，就到统帅部去和种师道谈了两次话，把他了解的辽、金情况以及朝廷的意图全都告诉种师道，并转达了赵隆的话。马扩习惯部队中说话简单扼要的特点，最讨厌那种“磨牙式”的聊天，因此种师道虽然在颓唐的心情中，还是把他的话全部听进去，并且加以消化。对于姚平仲的问题，他只是点点头，表示有数了，在他和姚家的全部关系中，他永远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点一点头，默认赵隆的意见，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他能够从善如流。对于刘延庆的问题，他听了却也触目惊心。人们根据自身直接受到威胁的程度，往往更多地注意骄横跋扈的挑战者而忽略了庸碌无能的窥伺者。经验丰富的种师道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一直把姚古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而没有想到刘延庆。现在赵隆的警告，给他敲起了警钟，联系种种迹象，才知道童贯在刘延庆身上下的功夫，确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他在军事会议中，竭力反对刘延庆分统西路军。可是军事会议以后，他自己已处于无拳无勇的地位，对刘延庆也就无可奈何了。种师道要马扩捎信到东京去向刘锜致意，把这里的情况对他透露一下。他说“要让信叔知道，军中之事，今非昔比”。这含有希望刘锜利用侍从的地位，有机会向官家进言，以改变现状的意思。还劝赵隆在京好好养病，暂时莫作来前线之想。“军中无用武之地，来了也只是白闲了一双手，无事可干，何如不来？真要用得着他的时候，这里自会捎信去速驾。”此外没有再提出具体的问题和要求，充分表示他处在极度消沉的心境中。

马扩又到种师中军中去找过父亲，交换了东京与前线对战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由于他的信没有起到他希望起的作用，刘锜又不能参加作战，马政感到很失望。接着马扩又到熙河军中去访问故旧，给姚平仲带去了他哥哥姚友仲的口信，并和老战友们交换了对战局的看法。

由于被夺了权，种师道消沉下来了。由于李孝忠事件，广大士兵的士气低落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军官们对战局都怀着殷忧。但是乐观而活泼的马扩没有让自己感染到这种消极情绪，好像当初他在东京时没有被感染到胜利的瘟疫一样。在不很有利的气氛中，他必须振作起来，要多看看好的、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一面，并努力为它创造条件。他明白笼罩在全军头上的悲观气氛就意味着战败，而他自己生气勃勃的行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廓清这种气氛，使大家鼓舞起来。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杨可胜从前线接纳回来的汉儿们被安置在比较安全的第三线。马扩连续去访问过几个家庭，与他们恳切地谈了话，借以了解一些敌后情况，从而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他认为那里也存在着一片可以让他有用武之地的战场，同时也闪过了自己过河去进一步了解敌情的一念。这又是一桩要冒宣抚司之大不韪的行动。他要是在事前声张了，就会引起各种非难和阻挠，还会冒被出卖给敌方的危险，他对同僚们的鬼蜮伎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如果他在暗中准备，一旦公开了成果，更会招来种种诽谤，甚至会有人污蔑他通敌，这些都可以预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