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19/29页）

装运煤柴的乡民享有进出城门的优先权，更兼每日往返，消息异常灵通，久已成为京郊义军注意、争取的对象。这时京郊义军逐渐统一在董庞儿、张关羽的领导之下，他们早已派人与乡民联系，争取得一部分人参加义军，担任交通运输、传递消息等任务，对于地下活动，可以说是积有相当的经验了。

就是他们首先发现了奇袭军的行踪。

在反辽事业与倾覆辽的残余政权一点上，义军与宋军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个发现对他们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大喜过望，三三五五地议论起来，顿时议出一个帮助宋军夺取城门的办法。他们找到杨可世，把这条计策献上。杨可世略一考虑，认为它简单可行，立刻采纳了。

杨可世把大军隐藏在离迎春门几里路的一片丛林背后，另派甄五臣率领两百名敢死士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混在车队中间，兵器都放在柴堆、煤堆底下，车上略加遮盖，表面上不露一点痕迹。三更一到，号角吹响，城门洞开。老百姓久已和守城的官兵们厮混得熟了，照例要“献纳”一些免费供应的柴煤，一阵嘻嘻哈哈就把大车推进城门。甄五臣和敢死士趁机从煤堆和柴堆底下抽出兵刃，一声呐喊，一拥而上赶杀官兵，老百姓们也帮着一齐动手，顷刻间就把几百名守城的官兵消灭赶散，顺利地夺得迎春门。

根据事前约定，甄五臣向杨可世所在的方向一连放出十多个“钻天老鼠”，这是一种只有火花、没有声音的爆竹。这十多道火光，在星月无光的黑空中，真像老鼠一般飞蹿狂跃。杨可世一见信号就知道夺门得手，立刻飞骑出动，不消半刻，大军就进入城内。这时天色犹黑，情况混乱，各城门的防守官兵相互传告，心胆俱裂，纷纷溃散。泾原军在熟悉燕京城城市道路的常胜军向导下，很快就把外门的七道城门全部夺下，每一道门都派了一名将官、二百名士兵负责防守，严禁出入，并维持附近地区的秩序。杨可世、郭药师率领主力，向市中心挺进。

大军进城的消息，霎时间就传遍全城，汉儿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胆大的奔出家门，投效军前。胆小的暂时关起大门来观望一下，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相反的是奚、契丹人，他们心怀疑虑，不知道进城的宋军将会怎样对待他们，他们将要遭遇到什么命运。他们听到消息后，有的也在观望，有的从睡梦中醒来，不暇细问，就拿起兵器，冲到街头去找宋军厮杀。

现在是面临着代表两个民族的朝代之间的最后决斗了。

在我国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时也存在着彼此侵犯相互敌对的关系，但主要是彼此友好融合无间的关系。有两种融合：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与汉族的上层分子相融合，少数民族的普通人民与汉族的普通人民相融合。前者融合的结果是联合起来统治广大人民，后者在共同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消灭了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反压迫斗争的同盟军。契丹贵族入主黄河流域的二百年中，使得大多数契丹族平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平民成为受他们统治、压迫的臣仆、奴隶。他们除了服饰、打扮以外，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思想感情也都被普通的汉儿同化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具有共同的喜爱和憎恨，进入山里去参加反辽义军的契丹人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形式。当然参加义军的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的契丹人、奚人、室韦人、渤海人都是汉族人民的朋友，不存在敌对关系。他们应该是杨可世团结、争取的对象。他受命去摧毁的是契丹政权，而不是契丹人的生活基础，要打击的是妄图顽抗的契丹、奚贵族，而不是所有的契丹人、奚人。可惜杨可世的头脑中不存在这样的分析。在这进城以后的关键时刻，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下令安民，让契丹人放下武器，以便集中全力进攻王城，反而接受了郭药师的建议，粗暴地下令不分官兵军民、不分抵抗和不抵抗的，一律摘杀奚、契丹人。

在这道罪恶的命令下面，许多奚、契丹人的家庭被消灭了，许多妇女、老弱和孩子被屠杀了，鲜血流满通衢和坊巷。杨可世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瓦解契丹、奚人的斗争意志，反而激怒了他们，坚定了他们，团结了他们，迫使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父母妻儿和自己的生命而进行战斗。这种斗争往往是超乎寻常的英勇，不到战死，决不放下武器。宋军受到他们的猛烈抵抗，同时也因为要贯彻这条命令，挨家逐户地去搜查，这就大大地滞缓了向王城方向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