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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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在攻破东京城四个月零三天以后，金军开始全面地撤退。

首先由于天时和地理的原因，那年三月中东京已出现初夏的气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室韦人大都不服南方的水土。再加上“大战以后，必有大疫”，温暖起来的天气为瘟疫流行创造条件，病倒者日多，有时一天内死亡了一二百人，十天八天下来就是一场中等规模战役的阵亡人数。不能长此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人事上的原因，一座繁荣富足的东京城早被“刮”干“刮”空，鸡肋不再值得留恋。何况，既有掠夺，就有分赃。现在无论在上京会宁府的皇帝、贵族，无论在前线的大将和各级军官、猛安、谋克等都迫不及待地要想分得一杯羹，撤兵之举，势在必行，谁也阻止不住了。

当时在东京的伪楚政权根本没有站稳脚跟，两河抗金部队仍然活跃非常，特别是已经开府称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乃赵氏近支皇族中唯一的孑遗，凭着太上皇之嫡子、渊圣之亲弟这双重资格拥有较大的号召力。金军逗留在东京时期只派出少数部队巩固四围，只要不威胁东京的安全，就不积极出击。康王的势力并未遭受打击。总之，金军尚未做好必要的善后工作，甚至也没有进一步考虑今后的发展趋势，就匆忙草率地下令撤军。

其中斡离不是反对撤军的。

城破之初，斡离不坚决主张“和平入城”，规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结果，只有在奸伪帮助下搜刮物资，获得绝大的成果，这一项算是成功的。此外，他主观希望的收拾人心，尽量减少破坏，减少宋朝方面军民的敌忾心，保留一个乖乖听话的赵氏以有利于今后推行绥靖政策的多项政治目的都落了空。他终于明白，在举国上下都希望撤兵分肥的大势之下，他个人的远见无法与之抗衡。后来他自己也成为撤兵的积极派，率军取道河北而归。

东京城内外，包括战前调拨，城陷后又陆续征签调发的金军不下二十万人，他们只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全部撤清。四月初一，最后一批金军从南薰门下来，直趋青城，把城外的营垒帐篷连同搬运不尽的米谷布帛等物资都付之一炬。一夜间火焰亘天，士兵出发，鼓乐奏歌不绝。到了四月初二清晨，恍如再生的东京孑遗，兢上城楼观看。只看见一片火烧场的遗址，黑烟缕缕不绝，焦味扑鼻。城下竟无一个金兵遗下。

东京城遭受一场弥天大劫。

唐朝建都长安，由于各种物资水陆运输的方便，关东的东都洛阳一直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五代后唐亡国时，洛阳遭受兵燹水灾，破坏特甚，石晋迁都开封，粗能完给。晋元帝时，契丹纵兵南下，开封遭受第一次大灾难。以后经过后周及北宋百余年来的休养生息，开封府从恢复到发展，达到空前的繁盛，人口百万，物资充牣，商肆店铺，栉比鳞次，成为当时我国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至此，才遭受到经过几百年也恢复不起来的彻底大破坏。

金朝的根刮，直到撤军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张邦昌登基前几天，东京的一名富户向萧庆告密说他藏在地下的一千两银子被伪官挖出私自吞侵了。粘罕大怒，认为东京百姓一定还有不少窖藏，伪官不肯用心搜挖。当日下令将负责根刮的礼部尚书、副留守梅执礼以下四名大官都剥去衣服，在大街上示众后，执行“蒙霜特姑”，活活打死。四壁根刮官胡舜陟等四名御史一级的官员被判鞭刑，也押到闹市中来执刑，四人中鞭死了一个，其余三名也都血流遍体，号泣过市。金人唯恐老百姓还有金银埋在地下，藏入壁中，几乎把所有房屋的墙壁都拆开了，砖坪都翻了个身，结果所得十分有限，百姓家中的一衣一履、一针一线、一瓮一罐，都被作为藏匿物资，搜出去报功。

根刮确实把东京人从头到脚都刮得精光了。斡离不不知道他的根刮政策一天不停止，他的绥靖政策一天就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与粘罕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亲贵的见解并无不同。

金军撤退前，百物腾贵，大都是有价无货。百姓赖以生存的蔬菜早已断档，居民全身水肿，特别是两腿肿得更加厉害，一揿就是一个瘪洞，揿下去了，半天弹不上去。这时药料都被金人搜去，患病者只好听其自为生死，患浮肿病的人，往往不到十天半个月就匍匐死去。还有害眼病的人更多，发病初，眼睛中好像揉进一粒沙子，不久就视线模糊，看出去形象不清，更怕有阳光，一过黄昏，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不消几天，就变成瞎子。东京人把这种眼病称为“夜眼”。东京城原来特别多的是眼科郎中，他们以“浑身眼”为独特的商标，摆个地摊，撑一把太阳伞，上面画一百只眼睛就算是招牌。平常是药到病除，病人趋之若鹜。为斡离不治眼病的太医也不免要请教他们，使用他们的秘方药水。治“夜眼”也不难，只消用清水调蛤粉，滴在眼睛中即愈。但此时蛤粉已断档，冒牌仿制的药水缺少了这种主要成分就不起作用，东京市上的瞽者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