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个黎明 第二章 “张无忌”与“杨不悔”（第2/7页）

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

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

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

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

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

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

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

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

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

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

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