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6/14页）

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却又前后照应、流畅自然。大多数执笔者都给续写人留下了不易拆解的难题，而后来者则充分利用了前文留下的想象空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回看全文，结构完整，既有一个主干故事，又有一个外层故事，叙述分层既相关又相衬。人物性格、情节伏揭都没有破绽，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语言风格也前后一致。如果说这是文字游戏，那么应该说这是一种高级游戏，它需要调动作者的全部文学才华，它是一种综合文学修养的体现。因此，《红鸳语》这篇小说读来与出自一人之手无异。

通俗小说界还有一种“文字游戏”，即在一个刊物创刊号上，登载一篇以刊名为题的小说，以示庆贺之意。这种“命题作文”一般很难精彩，因为它属于“戴着脚镣跳舞”。但是险韵有时也能出奇句，严独鹤的《红》便是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1922年8月，《红》杂志创刊，严独鹤在发刊词中说：“红者心血，灿烂有光，斯红杂志盖文人心血之结晶体耳。以文人心血之结晶，贡诸社会，文字有灵，当不为识者所弃也。”严独鹤为《红》的创刊所撰的同名小说，确实不愧是“心血之结晶”。小说写一向生意清淡的鸣凤戏园，忽来一位艺名“客串红”的名角，“本是大家闺秀，又曾游学西洋，平素精研戏曲，深通音乐，不要说是文武昆乱一脚踢，便是欧西歌曲跳舞也都十分娴熟，真能将中西新旧的戏剧精华冶为一炉，出神人化。至于她最擅长的是花衫戏，一旦现身红氍毹上，必能颠倒群众……”客串红登台第一天，便满堂爆彩，花雨缤纷，尤其迷住了一少一老。少年史韵山是报馆主笔，特在报上辟了“红闺起居注”专栏，“专记客串红的种种状况，吃什么东西咧，穿什么衣服咧，会什么客咧，条分缕析记得十分清楚，差不多连上马桶换里衣都要绘影绘声，细细的描写出来”。老者张寿石是个家财百万的遗老，曾娶过许多女伶做姨太太，但目前只剩了一个，所以对客串红更是倾力捧场，在做寿堂会后亲赠客串红昂贵的金指爪和大钻戒，后来又费尽心机请人做媒。客串红起初不允，后来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件，我既然嫁过去，就惟我独尊，眼睛里再容不得第二人。须先将他目前那位姨太太，立刻赶去，以后不许私自往来，我才可以进门。第二件，他既是个财主，我也就要借重他的金钱，我的父母全靠我唱戏赡养，我若嫁了他，当然不能再唱戏了，须先送十万块钱过来作为我养家之费，少一个也不行。”张寿石“一概都依，绝无翻悔”，把厮守了十年多的姨太太李氏逐到一个庵里，“连首饰都不许带一件；再三哀求，才算给了几件随身衣服，和一百块钱，作为以后生活之费”。李氏满腔怨愤之际，忽收到一个布包，包内是一对金指甲、一枚钻戒和厚厚的一封信，还有一张美男子的半身照片。李氏一看，登时晕倒。这时各报大登客串红下嫁张寿石的新闻，少年主笔史韵山无限伤心，“他暗想我以如此才华，如此风度，竟不能当美人青睐，转让那行将就木的老头儿，独占艳福，足见天下只有金钱有灵，其余都是假的了”。忽然有个少年约他一晤，自道是自幼同学的秦默君。原来客串红便是这秦默君男扮女装的化身，他“所以弄此狡狯，并非是游戏性质，简直是复仇主义”。原来李氏本是他的未婚妻李红雯，父母双亡，寄养在舅家，秦默君家资助她上中学，两人相爱，准备毕业结婚，不料那时在省里做大员的张寿石看中红雯，红雯为金钱所诱，变心而去。秦默君立意报复，蓄志十年，学扮花衫，投张寿石之弱点而来，取名客串红，也是暗射红雯，终于出了这口气。他还寄给李氏3000块钱，让她离开此地，别图生活。自己一走了之，但那十万块钱决定由史韵山出名，“在此地办一个女学校，须要注重道德，造就些高尚纯洁的女子出来。使将来社会上不要再有红雯第二，那就了却我的心愿了”。

小说情节扑朔迷离，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传奇性。阅读过程如层层剥笋，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既自然言情，又具有较深的社会批判意义。“客串红”既是一个客串的演员，又是女扮男装，并且他客串的是一场更大的戏。他使鸣凤戏园生意红火，他自己的复仇计划也顺利完成。这篇小说把一个“红”字点染得何等精彩，何等丰沛。拥有这等才情的艺术家，其面对新文学的孤高自负，实在是不难理解的。这篇小说被笑舞台编为新戏《女客串》，“连演多晚，天天满座”。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正是黑幕小说甚嚣尘上之时。新文学的批判锋芒迅即指向了黑幕小说，故而黑幕小说首撄其锋、损伤最剧，刚刚兴盛了一阵便难以为继。但1921年通俗文学期刊“中兴”之后，反过来指责新文学中的“黑幕”。《最小》报14号上刊有一篇张舍我的《谁做黑幕小说？》，其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