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5/10页）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像慈母似的向他说——“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一个需要革命的国度，在一群向往革命的艺术“疯子”带领下，终于奔向了血与火的“仙境”。

“疯子”们并非飞蛾扑火，扑上去便完事。革命的一半是破坏，更重要的一半乃是建设。瞿秋白是带着两个疑问前往“饿乡”的。第一个疑问是落后的经济社会，“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第二个疑问是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疯子是取经者，也是盗火人。现在颇有些人怀疑当初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是不是太轻率了，其实这不是个轻率与庄重的问题，而是这条路是历史的必然。条条大路都试过，最后绿灯一亮，写着“惟此路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回信中说，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便是高度组织化，才能使万分落后的国度迅速“赶超”。在赶超和专政阶段，该国度必然要付出放弃享乐的代价，但这代价不应算在赶超和专政的账上，而应该算在昏聩的前人过度享乐的账上。难道能把五六十年代的生活艰辛归罪于五六十年代既廉政又辛劳的政府吗？20世纪中国的贫困屈辱难道不都是18世纪、19世纪闭关自守、花天酒地所遗留给我们的财产吗？在享乐的沙发里对往日的革命撇嘴皱眉的人，实在需要回到饿乡去清醒一下脂肪过多的大脑。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之所以是优秀的革命文学，还在于它们没有用空洞的口号去宣传和鼓动革命，它们只是如实写出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革命没有脱离更没有压倒文学，文章到处散发着髙贵的艺术气息，优美的文字、起伏的情感，结合得十分完美。请欣赏《饿乡纪程》的一段：

“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朦肢睡梦初醒，猛着见窗外一色苍白，天地冻绝，已到见加尔湖边。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峥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残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义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

这是革命，还是文学？充满阳刚之力，又遍放华丽之彩。出色的描绘、深沉的情感、明晰的思考都结晶在一起，就像那冻住的冰浪。那冰浪是一种“静中之动”，是“束缚中的自由”，包含着反抗与克制、残忍与温柔。这个意象可与鲁迅笔下的“火的冰”、“死火”相媲美，它正是一种“革命的文艺”。在这种文艺的对比下，一切爱语、美文、闲适，都现出几分贫血的虚伪和矫饰。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从来不缺少美文、闲适，缺少的恰恰是“冰浪”文学。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许，瞿秋白乘坐了四十多日的火车，到达了赤都一一莫斯科。在《赤都心史》序中，瞿秋白说：“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个性、思潮、画稿、散文诗，这是一部心史的灵魂。有人以为革命文学便是歌颂文学，只写光明，不写阴暗，所以谈不到个性、思潮。那样的革命文学，应该说已经失去了革命的内涵。《赤都心史》里有一节《官僚问题》，写了一件“腐败”的案例：

一小学女教师值学校停课，所领口粮不够生活，因就一临时讲席，原来的口粮也没辞去。农工检察人民委员会，委派整理职员予以考核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争辩的结果，反得知审判官中每人至少也得七份口粮呢。

郭质生和我说，有一营官兼营中政治文化委员会会员，不知怎么样作弊得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及委员长两人最初假装着不知道。此后营官赂赠营长妻以地毡，却骗了委员长。营长及委员长两位长官的夫人彼此谈起来，委员长夫人吃起醋来了。于是这件事就此发作。营官的老母托质生去看他，他对着质生凄然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