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魏征的最后几年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这一年对唐太宗来说，绝对是个不祥之年。先是在中旬，感情、精神，甚至政治上的强大支撑长孙皇后离世，接着是魏征，这个让他既爱又恨，又离不了的忠诚“逆才”，竟然也在这年的年底请求他罢免自己的相位。

魏征的理由是，他的眼疾越来越厉害了，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了。还说既然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又何必还要霸占个位置呢？还是让有能力的人来做吧。

魏征主动要求辞去相位，卸甲归田的想法让唐太宗大吃一惊，心里顿时慌乱起来。房玄龄当初以身体不适为由，请辞告老还乡时，他是能理解的，因为那时他觉得房玄龄可有可无，对其有些冷落，可魏征怎么能这么做呢？他曾力排众议，将魏征一步步地送上相位，他那么信任魏征，魏征怎么可以离开？

绝对不行。

其实，魏征请辞，除了真的有眼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孙皇后去世了。跟随唐太宗也已经十年有余了，魏征自认还是很了解唐太宗的，他知道自己以前曾屡屡冒犯唐太宗，让唐太宗对他的感情很是复杂，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和“恨”只是一步之遥，那一直辅佐唐太宗，为人圆滑的房玄龄在前几年都会被冷落，更何况时常说话带“刺”的他呢？

年龄越大，胆子似乎在变小。

房玄龄的再度出山，重任宰相之职是因为长孙皇后，魏征已经听说了，而没有了长孙皇后的“监督”和“提醒”，自己以后对唐太宗的“冒犯”，会不会导致连命都丢了？魏征不知道，唐太宗的“狠”和“心计”，他是知道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借着眼疾，功成身退吧。

可此时的唐太宗，怎么可能答应魏征离开？对魏征越来越依赖的他，在常常劝谏他的长孙皇后刚刚离世之际，怎能可以让另一个也常常劝谏自己的魏征离开？

“虽然你有眼疾，朕知道。可你对朕的意义很大，如果说朕是一座富矿的话，你就是最高明的工匠，因你，朕这座富矿里才能被挖掘出最大的矿产来。此时你说你要走，朕哪里舍得啊！”唐太宗说着说着，竟然有些哽咽起来，“再说了，你的年纪也不大，虽有眼疾，也毕竟还不到非离开不可的地步啊！”

唐太宗这样的话都说了，魏征即便再想离开，也说不出口了，不然岂不太不识抬举了？于是，他提出，他可以继续留在朝廷，但不愿再在尚书省任职。也就是说，他想一步步地退出。

唐太宗想了想便答应了。

于是，唐太宗虽然让魏征卸去了尚书省职务，却加其特进（优待元老重臣的散官），知门下事。就这样，魏征虽然从尚书省离开，却又去了门下省，门下省的事情也照旧由魏征全权处理。魏征相当于从一个重要部门，去了一个更重要的部门。

此时的魏征，俨然已成了太上侍中，宰相中的元老宰相。

唐太宗变着法子让魏征参与朝政商议，朝中大臣全都看在眼里，唐太宗对魏征的绝对信任和重用，让魏征既感动又无奈，也不得不和以前一样，精心尽力地辅佐皇上，毫不留情地“劝谏”。

然而，让魏征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从贞观十年之后，唐太宗似乎和贞观初期的那个节俭自律的唐太宗不一样了……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在东巡洛阳时，由于嫌州县官吏伺候不周，供奉太差而对其大为斥责，虽然经魏征的不断提醒，说隋炀帝当年曾在此地要求百姓上贡，导致贡品过多吃不完扔掉浪费，让唐太宗不好再追究那些州县官吏的责任，但唐太宗追求享受和奢靡生活的迹象已经渐露端倪。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在礼部尚书王珪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到亲王下车，违反了法度，有违礼仪时，唐太宗竟然大发脾气，称亲王是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三品以上的官员不能下车以示恭敬？虽然最后在魏征的劝谏下，说自古以来，亲王都位列三公以下，而三品则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因此亲王不应受此礼遇，使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王珪的奏言，但魏征感觉得到，唐太宗的内心是排斥的，并非真心诚意地接受……

当然，此时的唐太宗对自己的渐变，并没有察觉，对魏征的作用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的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朕，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却只有魏征一人。

然而，唐太宗虽然对魏征的劝谏仍然还能听得进去，可他对自己的放纵，却是魏征始料未及的。

于是，魏征不得不写下了有名的《十渐十克终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