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征讨高丽

高丽建于公元前37年，虽然一直以来在名义上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实质却很不服气，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原王朝的战乱不断，给了高丽发展的机会，他们不断蚕食着东北地区，企图和中原王朝争夺东亚霸权。

随着高丽的野心越来越大，公元313年的时候，他们吞并了“朝鲜四郡”。

唐太宗虽然被漠北和西北各族称为“天可汗”，可他并不满足，他还想当高丽的“天可汗”。可想要达到这个愿望，他必须要把高丽像突厥一样消灭，这样才会让高丽真正臣服，完全臣服。

唐太宗开始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做着准备。

上兵伐谋。

唐太宗在作战上，从来不忘做战前准备，更何况他要攻打的是曾消耗完隋朝全部精力的高丽了。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就开始谋划攻打高丽。他曾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的机会，侦察高丽地形。陈大德确实也不负他的众望，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利用丝绸贿赂了高丽的当地官员，将高丽的山山水水看了个遍。

当陈大德将他用心画出的高丽地图交给唐太宗时，唐太宗便开始研究高丽的地形。

不过，唐太宗在为攻打高丽做准备的时候，高丽王高建武也在观察着李唐的动向。此人从谋略上来说，并不比唐太宗差多少，还在唐高祖时期，他便知道李唐迟早会向高丽下手，李唐消灭突厥后，高丽便更戒备了。为此，高丽王高建武开始加固防守，同时还加紧对百济和新罗（百济和新罗属大唐附属）的浸透，以便一点一点地将大唐从朝鲜半岛上赶走，给自己打出一片缓冲区来。当然，此时的他还不忘派使者入唐，以李唐示好的表现，迷惑李唐朝廷。

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王高建武以此来延缓李唐向高丽发兵的时间。

然而，和突厥一样，高丽内部的政变让事态发生了变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丽王高健武被盖苏文取代，高丽与百济结成了同盟，全力进攻新罗。

曾经看似稳定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新罗慌了，急忙向大唐求援。

唐太宗由于还没有做好进攻高丽的准备，也便写信给高丽，并派司农垂相里玄奖去高丽，让高丽停止对新罗的进攻。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相里玄奖到达平壤后，将唐太宗的书信递给了盖苏文，盖苏文看后却很不屑，说如果新罗不将隋末时期攻占高丽的500里返还的话，他将继续攻打新罗，绝不手软，甚至还以东方盟主自居，用“利益”来挑唆薛延陀汗国和大唐的关系，以便让薛延陀汗国牵制大唐。

盖苏文之所以敢这么狂，是他已经开始为作战做准备了，他一边加固高建武时期的“长城”，一边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及干山山脉间构建军事据点，同时还加强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地的防御力量。

盖苏文的目的很简单，他要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然后将唐军围困在这些地方，并在其粮草匮乏时乘机实施反攻。

盖苏文的种种举动，惹怒了唐太宗，身为统治大东亚的大唐，怎么可能忍受盖苏文的这种挑衅？于是决定提前出兵，攻打高丽。

当然，在攻打高丽上，唐太宗需要吸取隋朝攻打高丽的经验教训。

当年，隋炀帝在攻打高丽时，吃亏就吃亏在粮草的供应上。于是，唐太宗决定让食用的牛羊跟着军队走，这样既减轻了驮运的负担，还能让这些未被食用时的牛羊做运输工具。同时，唐太宗也没像隋炀帝时那么强行征兵，而是采用了自愿原则。结果，募得兵士10万。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中旬，唐太宗觉得可以行动了，便以高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下诏全面攻打。

“可惜李药师、尉迟恭不能同去（年老），秦叔宝（贞观十二年离世）又……”一想到这些大将如今都不能跟随自己出征，唐太宗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

虽然没有了那几员大将，对于攻打高丽一战，唐太宗还是做了全新的兵力部署：营州都督张俭亲率幽州、营州两个都督府的兵力做前锋；李世绩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率6万步骑兵向辽东进发；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4万多水军，乘500艘战船从莱州出发，渡黄海向平壤进发。

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十一月，营州都督张俭率军到达辽水西岸时才发现，河水泛滥，根本无法渡河。

唐太宗久不见张俭渡河，以为他怕了，非常气愤，下召让其回洛阳（唐太宗当时在洛阳），准备对其治罪。而当张俭到了洛阳，将辽水沿岸山川险峻的情况汇报给唐太宗后，唐太宗这才知道自己冤枉张俭了，一番安慰和鼓励后，让他重返辽西，伺机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