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结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彭德怀在会议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5月23日，彭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未明确反教条主义的议题。但黄克诚总长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调子，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埋下了伏笔。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说：“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学习苏军经验不是对立的。”“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他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但是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议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吗？”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在两个月内“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17]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7日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18]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

彭德怀的思想如何呢？应该说，他的内心是反教条主义的，但他不愿意在军队内挑起斗争，并不想针对哪些个人。在南京军事学院视察讲话时，他有意避开刘伯承，在报告中写“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没有交谈”。他在上海视察一星期，也没有去看望刘伯承，委托陈士榘把他的讲话稿转送刘帅。钟期光同志对此非常不满。[20]这说明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上是有顾虑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因为林彪看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材料，向毛泽东反映要反教条主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