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年至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有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调查社会，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13]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所以他用5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考察的全过程，并且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们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作‘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14]以后，他与蔡和森又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萧瑜手绘与毛泽东游学插图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年至1916年间毛泽东给萧的11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革命组织。萧瑜在书中叙述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而且书中反映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产生了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以萧瑜等为代表，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以自我为中心，标榜自己与毛泽东的争论，但是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连遭失败，最后流落海外。

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