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喋血行军路（第6/14页）

这时王缵绪正好从五战区调到六战区，原先负责的大洪山防务移交给了孙震，并被蒋介石特升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大洪山打游击是件公认的苦差事，在甩掉这个包袱的同时，还能升上一级，在别人完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可是王缵绪却叫苦不迭。

陈诚交给他的防守区域太多了，涉及一江一湖（长江南岸及洞庭湖西岸），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个缩编成“师团制”的部队，这么一摊，兵力少得可怜。

王缵绪不停地向陈诚抱怨，想分掉一些防务。为了说服陈诚，他还搜肠刮肚，搬出了古兵法语录：“敌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

听听，“其败必然”，不是我怕苦叫累，是守不住啊。

陈诚把王缵绪召来六战区，就是要摊活儿，若是有多余人手，会把你找来吗？

陈诚不答应，王缵绪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布防。

王缵绪的运气真的很差，以前他在大洪山，日军三天两头去扫荡，规模常常多到超过一个师团，现在到了六战区，这里又成了日军攻击的重点，好像跟着来一样。

1943年2月，第十一军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的江湖防线。陈诚知道王缵绪实力不济，便给了一道命令，谓之“坚决抵抗，不准反击”。

日军出击后，仅仅几发炮弹，就把第二十九集团军位于长江南岸的指挥要塞给打掉了，接着突然抢渡长江，攻陷了百里洲等阵地，一直到月底，才退回长江北岸。

王缵绪自然认为是他成功收复的结果，但事实上，日军只是主动撤退而已。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许多逃出战场的日军官兵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只能与大批伤兵一道向后方转运，相对战败而言，这种情况对日军造成的刺激更大，曾一度令第十一军陷入低谷，直到新任司令官横山勇到任。

横山勇有战术专家之称，他吸取前任阿南的教训，不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轻易出击，而一出击必使出“牛刀杀鸡”战术，即用几倍于对方的兵力来发起进攻。

日军奇袭百里洲，号称是要进攻常德，其实是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率先攻占洪湖。

洪湖一役，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五师一旅团，比几次长沙会战使用的兵力都多！

虚实结合，以多打少，从此成为横山勇标签式的打法，也使他屡屡得手。

1943年3月2日，横山勇完全控制洪湖，实现了他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接下来该王缵绪真着急了。

1943年3月8日，在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日军大举渡江，向洞庭湖西岸发起进攻，目标直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据守的石首、华容。

一周后，目标达成，横山勇仅留一个联队守备，其余部队全部奉令返回原驻地。随着一期期计划的实现，日军士气也迅速得到恢复。

王缵绪都给打懵了。“坚决抵抗，不准反击”，说的是不要到防区以外去反击，现在防区都丢了，再不去抢就晚了。

1943年3月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预定撤回的日军只得延期撤退，回转身来再与川军作战。

王缵绪亲率总部直属团到达安乡，实施靠前指挥，但几番冲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收复失地，至多形成拉锯状态。

很快，横山勇又卷土重来。

1943年5月5日，第十一军整体出动，这次其出击规模增加到七师一旅团。

第二十九集团军抵敌不住，安乡等地几天之内便告失守，王缵绪也只得跟着部下一道向后“转进”。

只有一支部队是例外。

武汉会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曾陷入大溃退，及至到后方整训点阅时，大多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许国璋旅就从那时开始脱颖而出。

在撤退过程中，许国璋始终保持着对部队的指挥和掌握，虽然全旅伤亡人数也将近百分之三十，但由于沿途收容了许多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了缺额，使得该旅成为集团军内最完整的建制。

没有平时严明的军纪，良好的纪律教育，

以及带兵官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为师长，旅也变成了师。在这场被称为滨湖之战的战役中，许国璋独守津市，他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必须先抢救负伤居民。

有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自然安心：“许师长都在第一线，我们还怕个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得流泪。

当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时，许国璋挥舞马刀，号令全军：“为国捐躯是军人的本分，今日当决一死战，敢有退后者，我必手刃之！”

滨湖之战结束，王缵绪“其败必然”的预言真的得到了应验：除津市外，川军所驻守的洞庭湖以西几乎所有要地都先后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