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

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

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