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宰相的快意恩仇

杨炎要报谁的恩？

答案是：元载。

虽然世人普遍认为这个弄权宰相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但杨炎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元载当年提携了他。

在杨炎看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元载如何罪大恶极、臭名昭著，永远都是他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恩人。

因此，杨炎要报仇的对象，就是当初整垮元载的人。

这个人就是刘晏。

尽管当时元载一案的幕后主使是代宗李豫，可刘晏却是该案的主审官。元载被定罪诛杀后，杨炎惨遭株连，被贬到了穷乡僻壤。这笔账，杨炎当然要记在刘晏头上。更何况，代宗死了，刘晏还活着，杨炎想要发泄心头之恨的话，当然不能找死人，只能找刘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私密的原因是——杨炎担心这家伙会对他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

因为刘晏和他一样，也是一个理财高手，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高他一筹。

如果说杨炎是在宏观政策的层面上拯救了帝国财政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归功于这个刘晏。因为许多年来，刘晏一直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领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等财政职务，在第一线上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旧唐书·刘晏传》）

刘晏掌管财政之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刘晏上任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就高达一千余万缗。“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如果没有刘晏，从肃宗时代起便已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也许早就轰然崩溃了。换言之，假如没有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和集腋成裘的积累，杨炎后来创设的两税法就没有了施行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是个画饼充饥的东西。

因此，像刘晏这种“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一步跨到相位上来，分享杨炎的权力。

面对如此强势的威胁，杨炎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恐慌。

所以，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杨炎也必须对刘晏下手。

就在两税法颁布的几天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涕泗横流地对德宗说：“陛下可知道，刘晏此人，很早就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

客观地说，杨炎指控刘晏与黎、刘二人同谋，并不能算是诬告。因为京城早有传言，说当年黎幹和刘忠翼怂恿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之事，刘晏也曾参与其中。至于这个传言是否属实，那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传言，德宗实际上也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如此煞有其事地向他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德宗没有说话，脸上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时候，崔祐甫发话了。他说：“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可随便采信，况且陛下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朝廷于正月初一改元，同时大赦天下），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杨炎一看皇帝的脸色，又听了崔祐甫的话，知道凭这则谣言八成是搞不定刘晏的，随即转移方向，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增设了很多使职，大大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

裁撤诸使，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刘晏。

对德宗来说，关于刘晏参与阴谋的传言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仅凭传言将刘晏定罪固然不妥，但完全不理会谣言似乎又让人不太放心。毕竟这则谣言传得这么凶，不会纯属空穴来风。德宗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还是像杨炎暗示的那样——可以不杀，但不能不贬。

这一年正月底，德宗下诏，宣布自即日起，将国家财税的管辖权（天下钱谷）收归户部的财务司（金部）和粮食司（仓部），同时罢免刘晏兼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二月，杨炎又怂恿德宗将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刘晏不久前呈上的一道奏章中有许多虚假不实之词，隐然有欺君之嫌。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宗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大臣对他的欺瞒，而杨炎的话则一下子触痛了这根敏感神经。于是德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杨炎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刘晏贬官，而是将他置于死地！

这年六月，宰相崔祐甫病逝。杨炎顿时心中窃喜。因为崔祐甫一死，就再也没人替刘晏说话了。

不久，杨炎就暗中授意自己的死党、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指控刘晏，说他自从被贬到忠州后就满腹牢骚，经常埋怨天子，而且还与附近藩镇暗通款曲，此外又在本州大肆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