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