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亲

我母亲常言：“吾家是严母而慈父。”孩子有过，要父亲责罚，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父亲自己对佣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为做某事。”父亲性拘谨务实，一生在书卷中生活，所心得，严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许为孝廉方正。他早年为分祖母之忧，日间授徒，夜间应书院课，于光绪壬寅年（一九〇二）应乡试中举人。祖母年七十三岁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时，一日在抽屉内发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一包，此在家里尚少有。我羡慕铅笔已久，向父亲要求取用。父亲谓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为不宜浪费公物，是以搁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备学堂肄业，纸笔由学校发给，此其剩余之物，而父亲不欲宽我取与之戒。

父亲自处及教儿女，首重一句话：“勿说谎。”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他期望儿女们都作诚实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学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师太”，在投考北洋女师范学堂时，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儿曰“小真”，再传父亲之意。

新丰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读书团体，表兄敖梦姜（嘉熊）来请我父亲去任教师。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之大吏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均浙江籍。徐与许是嘉兴人，许家在嘉兴城内，传其生死消息，这件事妇孺皆知。有人避乱到乡镇，梦姜全家搬到新丰。新丰是嘉兴属下一个大镇，开通较早，一些热心人参酌新旧，办此公塾，在竹林庙，竹林庙因公塾而出名。梦姜后来鼓吹革命，出私财在嘉兴办学，自己上讲堂，我做过他学生，在讲堂他不是教书而是演说。徐锡麟刺皖抚恩铭案，继以绍兴大通学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隐迹，一日忽失踪，家人在河中得其尸体，民国后葬于西湖。我父亲非激烈之人，但素为梦姜信服。梦姜处家庭极厚，事继母孝，继母能画，其画常请我父亲题字，梦姜自己亦能画。辛亥在嘉兴参加革命的方青箱（于笥）、计仰先（宗型）皆新丰人，青箱系梦姜妹夫，仰先是我父亲学生。

我父亲在新丰时，嘉兴董政孚（定枢）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独子，从师屡不服教，送到竹林庙读书，态度骤变，家人归功我父亲，两家交谊益厚。我后来亦从政孚先生读书，与董氏诸姊妹均同学。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号慕川，在嘉兴办一学校，名曰“毓秀”，收亲友子弟入学，有中英文及数学功课，因政变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来知秀水县，极力开地方风气，与慕川外叔祖商，筹设秀水学堂，是为嘉兴有公立学校之始。地方绅士都赞助，外叔祖母家高氏，岁认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亲被聘为文史教习。秀水学堂在城内，吾家在城外，父亲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愿意住校，可与学生生活接近，认识其性情家况。有学生差一年功课，将辍学谋事以助家计，他往访学生之父劝说：“让儿子读书成功，有助于家计更大。”又往与另一热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学业。他曾陪送学生到杭州应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课，某事重要，某处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后遇我，为历历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兴，嘉兴人称之为“方秀水”，我后因膺白而识其令侄韵松（声涛）。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败，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间。一次，与韵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兴人，讲出其从江西事败逃亡，在浙江江山县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与嘉兴很有关系。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发难不到两月，各地失败。韵松在江西任旅长，事败，因长江搜查严密，不敢走水道，他绕道浙东，拟由陆路到杭州返沪。一路与护兵两人均易服称商人，遇盗，各剩衫裤随身，在江山县被捕。他自称姓施，福建人，在审问时，无意中露出某时代住过嘉兴。一日，县长邀与密谈，谓福建人某时代在嘉兴，“施”定系“方”之化名，说出自己与雨亭知县在嘉兴有素。留十日被释放，主仆三人出县署，有人追还一小包，谓系遗落之物，说无其事，定言有之。解开有洋三十元，义释而又追赠路费，“江山县”诚古道人，亦想见“方秀水”当年风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