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妹性仁

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举，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倚赖则妨进步。”我们性情有不同，然没有彼此相比较心。她与我同样，开始读书出于意外，幸运有贤明的父母和师长，可怜无正常之机会与途径。女孩子可读可不读，多半由自己摸索，摸索故常事倍功半，然亦因此有独往之乐。我姊妹都家务之外，见书而喜，敬慕读书的。我十三岁以前，附读私塾，只须出国文先生一份修敬，董政孚先生授地理，范拱微先生授数学，皆尽义务。十三岁考进北洋女师，月得津贴甚厚，连衣着足自安排。十六岁后到教会学校读英文，是出学费最多之时。我用费多，母亲即选择学费较便宜之处让性仁去。每次我离家时，母亲交我纸包银洋一卷，嘱曰：“父亲辛苦，弟弟身上克省，你好好用功。”我恒哭而后行。年暑假，我的路程稍远，要比性仁先一二日动身，迟一二日回家，她总是高高兴兴为我整理行李。出门时尽好的东西让给我，归来有不用之物送她，虽旧，总是欣然接受。逢人常说“我的哥哥”，表示信任。

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我幼时有玩具一匣，中有各色青田石图章，烧有凹凸花瓣之白磁书碟，父亲写剩之扇面，用余之金银粉小磁盅，五彩花笺，合放一小箱，箱有两屉，布置有序，间日一开弄之。这些物作，或属奖品，或由磨墨劳力而得，我特自珍赏。此八宝箱最为性仁所忻慕，一日，不告我而启视，我恼怒尽倒于地，性仁从容整理如原状。我不自安，借他事以慰之，又自愿分润几件，她不纳不理，且久久不与我交谈。

我受父母命，做过弟妹的温习补课先生，俨然先生的假尊严，成我终身的不自然。父母去世，我又俨然效父母之爱，传父母之教，这反常心情更为人所难解。父母岂学得到？我未熟而熟，不老而老，无意中许多错误，性仁年纪与我相近，能许我是，而诤我非。

我与性仁曾有过两次泣别，嘱托后事，而均无恙。一次泣别在辛亥革命，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分手时她哭而慰我。后来我并未做任何冒险的事，她却陪母亲坐船下乡，讲说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应该帮助，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母亲和她喝。第二次泣别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天，反洪宪帝制的同志们，都以为浙江省之向背，与成败有密切关系，辛亥（一九一一）癸丑（一九一三）有前例可鉴。要加速浙江当局的决心，需膺白返沪，而膺白因癸丑之役，有袁政府“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通缉令，命令曾贴上海通衢。究竟他往云南抑或返沪，由我在沪先与几位浙江朋友接洽而后决定，他在香港候我电报。我计算，在沪赤手空拳且险，然有助于全局。膺白自己无野心与闻桑梓之政，省中当局能信之，劝说较易，于是不顾一切电请他返沪。这时，我父亲携弟妹由嘉兴到沪，赁居爱尔近路春晖里。父亲搬沪的理由，原为我；我奔母丧回国，正值云南起义，父亲不要我返里引人疑窦，移家就我。性仁与我在闸北觅屋，因此地与商务书馆编辑所相近，父亲所熟识，没有想到公共租界曾袒袁，亦不预料膺白回来之速。父亲平日论时事，责袁氏背信叛国甚烈，然我试探膺白应否回沪，他总迟疑以为尚早，这张“不论生死”的通缉令，委实使他不能放心。我接膺白返沪确讯后，不得不急急出去觅屋，觅屋要在法租界，因法租界比较宽容革命党。一切只有两个朋友知道：彭凌霄（程万）先生在渔阳里，我与约定膺白从法租界大自鸣钟码头下船，先到他家暂住；殷铸甫（汝骊）先生在协平里，夫人郑惠昭嫂陪我向经租处租得同里一幢屋。万事俱备，我要离开父亲处。我虽已成年，在父亲处出入必报告，且从无至晚不归之事。于是我先将事实详告性仁，与她商量，要求她两件事：其一，要她帮我向父亲说谎。天！父亲教我们勿说谎，我们乃聚谋对他说谎。其二，我将于次日清晨独到码头接膺白，若不幸出事，我不再归，以后家里一切是她之责。我父亲曾中过风，行动不便，君怡时年十五，性元十岁。她极言担当，叫我放心，然一夜哭不能止。我因心中有事，待天明，陪她整夜不眠。

我搬到协平里之第三日，忽然性仁陪父亲到来，携着大包小裹，还带着吾家久用的一个姓周的老妈妈。她说，一切已经明告父亲，知我为谋安全，不敢雇佣人，父亲商得老妈妈同意，到吾处帮忙，如此，门户及饮食，我都可放心不管了。篮里、包里，还带着已经煮好的菜。老妈妈是我母亲留下来当心我父亲饭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带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让给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来于尚贤堂、渔阳里、淮河路之间，膺白设计，我作传递，外埠来人，我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父亲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