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迁北京（第5/5页）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当时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公权（嘉璈）先生，他与经理宋汉章先生议定，不奉令而无限制兑现。这举动使上海人民不受损失，使中国银行基础不动摇而益增信用，足以打击袁政府，而长护国军声势。膺白从此与之订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从不涉及私人利害关系。民十六（一九二七）后，国民政府与中国银行间有相成相克处，膺白屡在中间为双方所责成。下面两份电报，一为民廿四（一九三五）统制金融，公权先生被调离开中国银行时致蒋先生之电，系到莫干山请膺白代发，膺白在后面附加己见，说得极为婉转，与他向来自己率直态度不同。至撤退“大陆”时止，掌财政经济者为宋子文、孔祥熙两先生，而膺白犹思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笔时甚为斟酌。另一电是汪精卫先生请张为实业部长，而公权先生未曾从过政，不知应迎应拒。两电皆膺白之稿，公权先生皆未见。公权先生为中国有数之银行家，国际亦如此认他，膺白论他为银行家中不营私产的人。他从此脱离中行而从政，似乎丧职得职，为国家则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树立，民廿四，中行交与政府，皆在公权先生手。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节，似不兀突。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顷接公权兄电稿一件，彼因无密本嘱代拍发，文曰“委员长蒋钧鉴：前在首都亲承训诲，归后秉承孔部长会同各银行，设法安定市面筹划财政，虽金融未见宽舒，幸未发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长屡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相属，只以璈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实时摆脱，深恐影响行基，踌躇未决，奈孔部长一再敦促，因思当此经济国难时期，苟利党国，捐縻在所不惜。顾又虑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设以个人进退影响行务，间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钧座焦虑。万不得已或由璈暂行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俟渡过难关，再行完全摆脱。曾将此意婉陈孔部长。嗣晤宋部长，承面告钧意，欲璈实时脱离中国银行。钧座既有此意，璈无不唯命是从，不日当即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好在宋部长已允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主持尤庆得人。自惟庸鄙，中央银行关系甚重，深虑不胜重任，辱荷知遇，尚祈电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长传谕嘱璈与达诠作民相机赴日一行，现已函约一日友来华，先探询彼方经济方案内容，再行请示核夺，合并奉陈。嘉璈叩”等语。按上述电文，张对此次调任中央银行似已别无异议，惟彼致兄函内有：银行服务过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机别谋之意。此次以总易副，尤觉对中央行务，无从抖起精神去做之语。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观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后，态度尚称得礼，在沪言论，时以应拥护中心势力以渡国难为主张，自去夏牯岭返沪后，对于吾弟认识尤深，故如弟意决调彼往中央银行者，逆料彼必遵办。但兄意犹有顾虑值得事先审慎者，即在平时个人易一地位本属极平常之事，然当此金融界极不安定之际，彼与中国银行有廿年历史，该行又非一基础未定之小行，操之过急是否相宜，此应审慎者一也。夫国家当此极度困难之时，对于金融自不能不谋相当统制，但统制亦自有其道，兄对此类事项平素较少研究，向不敢谬参末议。自白银问题发生后，不得不搜集各种材料略加研究，觉统制金融与其着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着重方法方面之较为稳妥，此应审慎者二也。愚虑所及，不敢缄默，但不过对弟个人开陈鄙见，借供裁夺时之参考，极不愿为外人道也。还乞察照为幸。郛叩。（廿四、三、廿七）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公权昨忽来山，谈一小时即匆匆转京，谓汪先生电约赴京拟劝其就实业部事。彼因中央银行问题已极困难，忽又发生实部问题，实令彼莫知适从，特来商榷，兄因不知内中详情，未便妄参意见，仅劝其斟酌取决而去，特再电达参考。弟对此意思何若，能从速示及，或可稍稍代为授意也。郛叩。（廿四、四、五）

本稿写毕，以此节寄公权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发表，故将原函录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