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摄政内阁（第4/5页）

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柜所列溥仪笔墨颇无聊，陈列无裨文化，有伤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议。其人亦言最初颇费斟酌，后因中外还有人捧为帝王象征，故不得不公开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抗战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张作霖进人参自称“臣”的一张相片，我们亦得一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几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膺白对古物及艺术均无素养，谢不肯当。除决定以故宫供福斯文化用，原则以外，他没有什么贡献。

不识大体之辈，群相造作，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无形中，都负有对不起国家的责任的。至于道听途说，以清帝出宫为有政治以外作用，则更是常识以外的想法了。摄阁又曾撤销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后因政治而被通缉者的明令。内有一条“前军务处传令通缉吴敬恒一案着即撤销”之令，我不知稚晖先生几时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时称“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制”，事系天津军事巨头会议所决定。安福系活动已久，奉张撑段之腰以抑制国民军，致冯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吴佩孚之宁释旧怨而不放新仇，冯部实用最大之力以迎击而打通京津之线，凡此均出意料之外。冯出京赴津，摄阁无人知。段将入京，摄阁见报见通电而始知之。冯在其《我的生活》书中所记“首都革命”有一节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岳）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这件事关军事，而孙禹行所提议拥段出山之计，当时我未听膺白说过。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与二十三日，正是膺白从高丽营与冯同到北苑，他虽不问军事，然若拥段之计已定，则不必再商去曹以后办法，京津之间朝发而午至，径请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发通电说：“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不得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执政。”这个通电是二十二日所发。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电给膺白曰：“北京国务院黄膺白弟台鉴：文钦来，具道都中困难情形，执事苦心孤诣，力任其难，殊深欣慰。当兹国事未定之时，务望坚持镇定，勉维现状为盼，段祺瑞。”未有一语道及执政之事。实则都中困难之事，正无不由天津所领导发起者也。

段到京时，膺白代表摄阁迎之于车站，到他府学胡同私邸，报告他：国务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的秘书长梁鸿志在旁应曰：“送执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内室。膺白回到国务院，与同人商决，这是国家之宝，有历史意义，全部送交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保存，这是摄阁最后办的一件公文。

若没有这安福系临时出来的岔子，中国统一或不需要经过后来这场极辛苦的北伐。国力、内政、外交形势都要不同。膺白原是维持暂局，并无恋栈之意，但他曾对冯说：“国民军若只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今去一直系，而拥一皖系，对国家过去之责任，此有更甚于彼者，其有何说！照中国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异议。他后来还要为国民军，表示与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国民军失败，始不敷衍而出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