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黄膺白先生家传

先生姓黄氏，讳郛，字膺白；浙江杭县人。生于绍兴之百官镇。初名绍麟，号昭甫。在乡里读书有神童之目，塾师别字之曰天生。先世自安徽休宁迁居松江之华亭，累代读书。高祖思孝字静斋，以布业为邑中巨富。曾祖镛字竹西，益治田宅，殖产至浙江嘉兴县治，性豪爽，急人之急，子女多与浙人联姻：有女适余杭章氏，太炎先生炳麟之祖母也；子曰如琛字蕴山，为先生祖父，喜鸳湖秀丽，筑室于邑之南门报忠埭，好宾客，以楠木为厅，号容百席，太平天国时据为公馆，后分为邑人盛姓及陶勤肃公住宅。如琛子文治字友樵，娶嘉兴陆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黄氏数世赡裕，友樵公性谦谨，读书不治生产，少时遇洪杨之乱，为乱军所掳，间道至百官依族叔以居，遂家百官；自是家道中落，尽失嘉兴之产，后以州县候补于浙，殁于杭垣，素与杨古韫、张璧泉诸公交好，皆松人之宦于浙者，杨公名葆光，诗画并称于世，与亦云外王父家有旧，以故幼时习闻之。友樵公之殁，先生甫七岁，诸兄皆未成业，陆太夫人携孤扶柩返松江原籍卜葬，不果，乃自百官移家杭州，内外无倚，历忧困，安拮据，而课先生以严厉。家贫，无力延师，送至同善堂读书，地方善团所设义塾也。岁惟三节出省母。陆太夫人尝训之曰：某人修行久，将得道，佛来试焉，初为勐虎，须爪拂面不惊；继为元宝，灿然在手不顾；最后为美人，窈窕在侧不动；三夕，佛曰可矣！挈之登天，夫为人皆当如是也。年十七，补钱塘县学生。民国后，钱塘与仁和合称杭县，故为杭县人。府试时，与同县汪君受知于杭州知府侯官林迪臣公棨，欲召至府署读书，而家无长者可通白，且须课徒助家计，乃由汪君独应召。逾年得汪君书，言正习所谓笔算数学者，大奇，购一部，废寝馈毕之；复借《代数备旨》《形学》两书。得其究竟，以是于数学独具心得，盖初步数学出于自通也。

杭州多名贤遗迹，岳武穆墓尤刺激人心，为先生幼时常游处。尝谓于武穆事所感最深者，为岳云之从死，宋室偏安如累卵，不堪有如伍员者因复仇而损国本，不如父子同沉沦地下，使陷之者无所用其顾虑也。戊戌（一八九八）而后，维新论盛起。一日读梁启超先生《尚武论》，忽有所感，毅然有投笔之志。逾年，浙江武备学堂招考，遂改今名往应考。以第一人录取。明年复以第一人派赴日本留学，以性喜数学故，习军事测量。与同学约：凡一省有同学三人者，分习测量系之地形、三角、制图三科为一组，不得则要邻省合计之；以他日返国，每区有同学一组，可分工合作成地图一，至中国人自测自制一完备之全国大舆图止。留学七年，屡得最优成绩。毕业于地形科。时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合革命各小团体为同盟会，先生加入为同盟会会员。物色四方同志，浙江军人之加入，多所介绍。复以陆军学生须归国领兵入伍，为实际工作，乃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号曰丈夫团。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相砥砺。其后辛亥光复，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与国民政府主席奉化蒋公，发刊《武学杂志》于东京，阐革命主义，论军人职志。又时应国内外报章杂志之约撰稿。凡署名曰明耻曰哭远者皆先生也。日俄之战，日本以新造岛国，一战而胜；旅顺一役，实其关键。日人樱井忠温着《旅顺实战记》一书，名曰肉弹，各国均有传译，先生译为中文，以为此何地也而有此战，国人所宜伤心惕励者也。归国，供职北京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在首都作中心运用，乃先生夙所自许于同志间者。辛亥武昌起义，急与曾可楼先生昭文、李晓垣先生书城出京南下，皆丈夫团同志。上海光复，数日，无统一组织，众纷纷不待号令，指挥不一。时南京第九镇举义不成，武汉孤危，全局岌岌；革命党人与地方绅士集议于上海城内海防厅，久之未得要领，先生自众中出，指陈大势，决定组织都督府，推吴兴陈英士先生其美为沪军都督；大计遂定，众有所适从。英士先生者，久在上海策动革命，曾只身入制造局，欲以不战之说动清吏，免地方糜烂，为清吏所拘禁。先生闻之，计用军咨府执照，入局营救。及民军攻制造局，清吏潜遁，英士先生出，首问同志安否。其仁与勇为先生所心折者也。于是众复推先生为参谋长，自练陆军一师，即后之陆军第二十三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誓师北伐。大总统孙公以先生兼兵站总监。

上海为革命军第一重镇，武汉恃以呼应，南京用为后援，而各省军事、交通、外交、经济、舆论之总枢纽也。抚辑调度之烦，倍于他省。论辛亥革命成败关键，在南京之克复。南京克复，浙军实最称劲旅；所以维护支持而成其功者，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与先生，皆浙人也。先生日往来于南京上海间，尝增设沪宁路夜车以资休息；今京沪路之有夜车因先生始。清帝退位，孙大总统解职，沪军都督府取消，京沪善后事宜归江苏都督办理，先生转任为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责在清理北伐军队之在津浦线一带者。特先自动解散其所领陆军第二十三师为天下倡，以次整理遣送其他各军。数月而革命后复员之功，迅速毕事，匕鬯无惊。二十三师将领多一时俊杰，其后辅佐元首，参预大计，当军国之任者，颇有人焉，此亦非常之遇合也。卸职后，奉令出国考察军事。未成行而宋教仁先生被刺案起，二次革命猝发。宋案初起，在密电中稔知主谋者袁氏。暗杀政敌之举，出于在位总统，岂革命同志所逆料？于是有谓宜诉之法律者；有谓必须用武力者；先生正在京办理交代及出洋手续，得电遄归。视察所得：以为革命党既以政权让袁世凯，诸领袖已相继离要职，以共和缔造艰难言，以革命党当时实力言，国家不堪有内战，战亦未必遂胜，主慎重之说。既而决议起事，义与同志共进退；事败袁政府下令通缉。其第一纸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李书城及先生四人，令曰：不论生死，一体给赏。乃亡命日本。同志既集东京，有拟继续为倒袁活动者；有拟暂时为学术政见之表现者；先生以零碎工作无裨大局，徒折志士，于国家团体俱不利。迨英士先生有大连之行，尼之不可，乃留书达己见，匆匆离日本而赴南洋。盖当时有奔走者传东三省地方有人可用，先生不以为然，且识奔走者之妄也。居南洋一年，将赴欧洲，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道梗，遂折向美国。自是一意研究世界大势，对本国政治，常保持独见与特行，不随众同可否。终其身，除同盟会外，未尝入何党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