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北斗高悬

1935年9月·陕南与甘南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无线电电报员——“我们现监用一个所俘的电生［监视用一个俘虏的电报员］，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为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方法。”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做，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增援。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这时，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秘密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过西安回到了军部，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向北行动的消息。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他们本来设想不再进入深山，而是笔直地向西走，直接进入陕南。但是，杨虎城的一支骑兵一直尾随着他们，而且距离始终仅在十公里之内，这迫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地回头与这股骑兵作战。在与这股骑兵打了几仗之后，红二十五军突然发现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师也追了上来，其先头部队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五公里。为了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五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往南进入了秦岭山脉，经青岗树、宽台子、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一路佯装要去攻打汉中，试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往南调动。

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秦岭腹地留坝县的江口镇。在击溃了镇子里的民团武装后，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并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

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西进，引起了在成都的蒋介石的关注。他不可避免地把红二十五军向西靠拢的行动与朱、毛红军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向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发出了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