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

洋务运动自六十年代起，初为强军，大建现代军事工业，造成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天津机器制造局、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从国家财政拨款，或从海关税收中截取经费支持。

七十年代起，发现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强军是难为实现的，于是又为富国，大建民用工业，建成东亚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

但是这些企业大都带有一切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一是冗员充斥，人浮于事。福州船政局，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府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达100多人，沈葆祯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荐书盈筐”，“户为之穿”，每月定额经费5万两，“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余两238，也难怪李鸿章批评它，“不足御侮，徒添靡费”。239

第二是行政命令，管理失当。例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选址时既不靠铁矿，也不靠煤矿，而是选择靠近“省城地岸”的汉阳龟山下，主要就是因为“可以时常亲往督察”240，但是此处地势低洼，要建铁厂必须垫高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所以光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高达百万两以上。241

第三是入不敷出，粗制滥造。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每支枪成本比外国的贵7.4两白银，并且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连李鸿章的淮军都拒绝使用它；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时，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而建成后的汉阳铁厂炼一吨铁所耗焦炭一项价格就达白银20余两242。

被李泰国骗了之后，清政府对创建一支现代化海军之事暂时丢下。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占据，虽沈葆桢带兵赴台将他们赶跑了，但这一事件却引起朝野的警惕，奕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

“海防”论压倒“塞防”论，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令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加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所以优先创建北洋水师。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舰。

1879年，又向英国订造了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又通过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当时海军舰队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此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导致技术缺乏更新，设备老化严重24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军，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使洋务派种下了“龙种”，连“跳蚤”也没有收到，既没有实现国家富裕，也没有实现军队强大，人们把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看作是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

洋务运动结束了，它就没给中国历史留下点什么吗？不可能。历史上的任何一笔都会留下永久的印记，而这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能会决定历史的方向。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留下的东西很多。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

清入关之后，虽然也行儒教大礼，称天子，提倡满汉一家，但是本质上还是带有彻底的民族统治特征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而且在政治体系上也一直处于上层的位置。

作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要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必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去完成，这一点，满清认识得很清楚。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认识是，不能完全把政权交给汉族士大夫去管理。于是他们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门满汉夹用，而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即使是在汉人为主的绿营兵里，其将领基本上也都用满洲人。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族士大夫崛起，逐渐取得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清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时间，先后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而湘军集团中的人就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18个省中，有15位巡抚是汉人，15位按察使是汉人，14位布政使是汉人，同时，较低级的官僚机构也被汉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