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第2/4页）

同治中兴之后，汉族士大夫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伴随着这种汉族士大夫势力的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有意思的是当朝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面对如此公然的抗旨行为，竟然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的意思“正复相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晚清地方汉族势力的增长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这一削弱的过程一经出现，便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张明在《民国的角落》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党。一天，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这个学生没有辫子，所以防勇们就抓了他，准备将他当革命党送到上面请赏。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虽不认识，但是甘教员出于对剪了辫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将他藏了起来，并让几个学生去找学堂的总办——乡绅钟荣山，说大兵闯学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钟荣山告诉学生抓紧回学堂将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学堂捆人去了，而酒场上一个人却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营的负责人陈家裕。当场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胡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

两件事情，一件大事，一件小事，从这两件事件中，我们明显地看出了政府权威的弱化速度，仅仅十一年，地方乡绅力量的增长已经到了敢于和政府武装叫板的地步，而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

地方势力的增长，不断推动着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瓦解。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帝制也宣告灭亡了。

而这一切的产生，不能不归因于洋务运动中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二，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中国五千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也出现过钱庄、商铺、作坊等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虽然也出现过范蠡、吕不韦、沈万三等知名商人，虽然也出现了晋商、微商等商业团体及各种商会，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大力的发展，也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明末清初在中国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所出现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和自由劳动力市场成为中国真正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即使是这种萌芽产生了，其发展的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农轻商的传统认识。由于农业在自然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管理中的特殊作用，中国封建帝王和思想家大都推崇“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从商鞅开始，奖励耕战就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汉高祖刘邦就曾强调，“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246。

二是税收制约。由于对商业的轻视，各朝政府对商业都是课以重税的，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就是这种税收政策的表现，它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都收取2%～10%的厘金。跨省跨区就要缴税，这生意怎么做？所以对商业流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