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第3/4页）

三是交通运输业的落后。实体经济是以货物为载体的，有市场必要有货物的转运，所以，为了便于货运和客运，市场必须位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市场的大小与水陆交通的方便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清朝后期，由于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使得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高层次分工协作。另外，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大城市只能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络和交易中心，这就使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收入差距方面都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典型的二元化社会，同时也使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中国商业发展的限制在清朝后期不断减弱，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中叶，列强为倾销其商品和掠夺中国廉价原料，开始在租界开办轮船修理、原料加工等工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开始，一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247，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局。虽然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腐败现象严重，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同时又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因为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248，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了“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看到了丰厚的利润，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工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应运而生。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主要涉及缫丝、轧棉、纺纱、面粉、火柴和造纸等生活服务行业，其中重要的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机器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公和永缫丝厂、同文书局、自来火柴公司等。在私人资本发展的初期，虽然这些企业大都是采用半官方的形式存在，但是规模小，常常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企业的排挤，同时还不断遭受到地方官吏的随意敲诈勒索。虽然举步维艰，但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从1895年起，民族资本有了大量的增加，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1904年颁布了《公司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至少创办了549家近代工商业249，而这一时期的企业也大多是取得官方资助或得到官方的支持的，它们大多集中在轻型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采矿业，也正是这些企业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第三，工人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封建剥削的日益加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产业后备军。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广东和浙江，尤其是在香港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他们主要是由掌握了特殊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在造船厂或修理厂里做工。

随着官办企业与外商工厂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发展，1870年时大概1万人，到了1894年则达到10万人，1910年达到24万人，到了1920年左右则发展到200万左右250，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与第一代工人阶级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是来自农村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本来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无产者”，即使变成了工人，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还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工作时间长。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中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2～14小时251，多的甚至达到16～20小时，而且，多数工厂没有星期天。汉学家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