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当战狼遇上头狼（第2/6页）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脑们走得很近，经常出国访问，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和平共处。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裴行俭还是很有诚信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

说到两人在吏部工作，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科举制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皇帝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后者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度以来，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这一时期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带着希望而去，败兴而回。

大部分官员能够混进官场，主要还是靠祖辈或者父辈积攒的功德。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约有一千四百名基层办事人员参加了大唐公务员入编考试，结果只有二十二人通过了进士考试。事实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就像裴行俭）；二是被当地的州保送推荐上去的。后一条路是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然而能够中举的人却没几个。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主持选官的黄门待郞刘祥道认为，如今吏部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竟然有一千四百多人（很多人都是混进去的），还有其他未经考试就进入九品官的则没有经过铨选；现在朝廷内外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约需要三十年政府才能用完这么多人。建议每年限制只准五百人进入九品以内，这样便足以补充所需要的人数。

高宗皇帝觉得在理，就让官员们拿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可组织部门担心阻力太大，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这些人祖上都行走于官场，让谁考，不让谁考，牵一发而动全局，谁也得罪不起。

从刘祥道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当时选官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出身。而裴行俭制定的官员考核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考虑资历、衡量政绩而分别授任官职。也就是说，考核干部的依据就是你曾经干过什么？干得到底怎么样？干得好，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那就请你靠边站。

具体的考试程序是，先集中考试，看谁字写得漂亮（书法好坏），功课学得如何（文理优劣）。这也就是所谓笔试。通过笔试才能进入下一轮，笔试都没过的，就被淘汰。

入选后进入面试。看你长得如何，身体可有残疾，口才如何。

入选的可以注授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对那些达到录取分数线，准备注授官职的人，人事部门张贴布告，公开透明。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门下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郞核查，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类似于今天公务员招考中的政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