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第2/8页)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