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

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

6月22日，在颁布战争总动员令的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报告：大沽口炮台失陷，慈禧的心就彻底凉了。

6月29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给清国驻英、俄、法、德、美等国公使秘密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通过这些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转达朝廷的意思：与你们开战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对于你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切实保护起来，义和团刚刚被宣布“合法”，但我们会想办法清剿的（“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各督抚以“遣散”的名义保护传教士——“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此时正是聂士成和裕禄在天津苦战、苦保天津之时，也是天津的义和团奋力助战之时。

而对于慈禧来说，这既是向八国示好，又是再次确认她心中的那个老疑惑——八国最大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她明确告诉各国中央政府：我们会保护使馆，也能保障传教士的安全，希望退兵。

而八国不仅毫无退兵迹象，反而在增兵，准备总攻天津，慈禧终于明白了：她虽然还不能肯定八国是不是会推翻她的统治，但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权力安全来说，哪怕只有猜疑也是不行的——如果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自己就只能跑！

这对慈禧是沉重的打击，但也反而让慈禧坚定了“求和”的决心，很简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战斗到底”，她虽然敢“开战”，但不敢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最终要和洋人拼个鱼死网破。

从这一天起，就在天津前线的将士和义和团苦战的同时，慈禧开始命人用所有的办法来和八国政府接触，试探他们的底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中进行的。7月3日，朝廷自己出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俄、英、日正式发出求和国书，而结果也是失望的，此时八国正在源源不断从海上增兵，准备进攻天津。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这种表面“战”、暗地里“和”的态度，也给了八国一个定心丸：可以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放手进攻天津和北京，中途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休整（在天津就休整了20天）——反正朝廷是不会真拿那些公使怎么样的。

在对外暗中求和的同时，慈禧也没有忘记催促李鸿章尽早来京“议和”，这种事情也只有李大人才搞得定。前面我们知道，在6月21日发布战争总动员令之前，慈禧是催过李鸿章进京的，不过李鸿章没有成行。不是李大人故意抗命，而是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时北上于和谈无一利，因为八国此时不会开始和谈，朝廷内部也有端王集团的激烈反对；于他自己却有万害，一旦北上，个人安全都无法保障，八国联军和端王集团都不会放过他啊。

慈禧就只有接着催，不厌其烦地催。

7月1日、3日，慈禧两次催袁世凯带兵进京，被袁大人用太极拳化解；7月3日、6日，慈禧又两次亲下谕旨催促李鸿章进京，李鸿章还是没有动身，原因还是前面的考虑。

7月8日，就在八国联军进攻聂士成最后一道防线、即将攻入天津的前一天，慈禧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李鸿章“自行酌量”，能否24小时赶路紧急北上进京（“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此道上谕一出，李鸿章如果再对北上推三阻四，那显然是说不过去了，慈禧都已经任命你为直隶总督，你还想怎样啊，至少要去谢个恩嘛，不到北京，至少要挪下窝嘛。李鸿章终于决定先到上海，再看情况决定。7月17日，李鸿章正式从广州乘坐轮船出发，此时聂士成已经战死，天津也已经沦陷（7月14日），距离慈禧第一道谕旨催李鸿章进京（6月16日），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矣。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