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2/8页）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天皇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个摆设，权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个藩在割据，最底层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这种状况类似我国周代的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也类似欧洲的中世纪。在经武力“倒幕运动”统一日本之后，年轻的天皇睦仁被各个利益集团联合扶上最高领导者的舞台（倒幕时打的就是天皇的旗号，不得不扶），随即组建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他们很快从中国的秦始皇那里学习了郡县制（废藩置县），从国体上巩固了统一。这就是说，要说到在中央集权，此时的日本才“发展”到中华帝国2000多年前秦朝时的水平。没办法，那时候的日本很穷，想中央集权也完成不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地盘和自然资源说话的。

而在从中国搬来郡县制的国体之后，明治政府掉头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一方面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政体。当时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强国大多都是宪政国家，于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为团长的日本考察团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学习，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为日本的立宪改革确立一个学习的对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国，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没有他们的“天皇”，国体采用联邦制。然后排除了英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与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实现宪政的，一帮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人组建了议会，连当时国王也是议会喊来开会的，英国国王在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称为“虚君”，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后确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权力、与内阁和议会相互制衡的德国模式。自此之后，日本就开始专心研究和学习德国宪政，伊藤博文率团考察历时一年半，仅在柏林大学听取宪法学家授课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总考察时间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宪法出台时，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了，这就是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表面看来，这实在是“很奇葩”。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几乎下意识地把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当作了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大清朝廷对于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之中，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并不是首选项和必选项，这只是附带选项，变法的首选项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基础而去寻找外部支持，必选项是大清江山永不变色，永远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才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内忧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下来的。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