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6/8页）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把刑部改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专掌司法和审判，认可司法“独立”，也同意资政院、审计院依次成立，但它们不是在责任内阁的平台上与皇权相互制衡，不过是一个变了名字的朝廷旧部委。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设11部，各部尚书中取消“满汉有别”的祖制，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书中，满尚书占了7席，而且为陆军部、度支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关键部门，汉尚书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这就是说，没取消满汉差别之前，各部正部级高官还是满汉各半，反正有一位满尚书，就有一位汉尚书，取消了满汉有别，汉尚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袁原本的出发点本来是分职专任、明晰权责，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闭了200多年以后，首次真正向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们开放政权（也就是孙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宪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威胁，免得人家总打着“满人的天下”的革命旗号。现在倒好，为了中央集权，确实连祖制都不要了，却也亲自给革命党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说服力的旗帜。

此时大部分的立宪派和民间人士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是第一次立宪改革，他们还对“实君”抱有很大的希望，还对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个“大清的明治天皇”。但仅仅几年以后，他们终于从老袁这个方案指向的问题中明白过来了，立宪派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并且他们只接受“虚君”的英国模式，而不再接受“实君”，不再寄希望于“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时的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成立“责任内阁”，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开倒车的把戏，不过再也蒙骗不了已经明白过来的人们了，他们戳穿了本质，把它称为“皇族内阁”，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看来，能够接触到权力核心，也能够发现权力本质的老袁对立宪派还起到了“启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宪派的前面。

注定了，无论是“编辑”还是“总编”，原本就是慈禧这位“出版人”指定的，无论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帮手，还是无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转，这是一场老袁注定无法打赢的“战役”。其实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宪政本身也并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场需要触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场艰难的战争没有区别，最现实的做法就是目光长远的持久战，而不是觉得稍有损失就认为不妥。老袁原本以为当这场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时候，朝廷是可以主动作为的，首先应该迈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维新那样“大方向对”的轨道。确实，正如当年的政务处一样，慈禧指定“编辑”和“总编”也是没有办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动，但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已经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全社会有了一定的经济准备，形成了对改革巨大的愿景和舆论氛围后，就应该果断地做出改变，进一步放权，从集权独裁走向分权制衡，最终有序地放权于民，与民间和社会的改革呼声和政治诉求良性互动，将改革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