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 />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