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声名远播

1、开放的胸怀

让我们回到李世民的贞观时代，在皇帝李世民和一班治世能臣的治理下，唐朝大踏步地向着盛世繁荣继续迈进，如果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此时的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个时候欧洲各个国家打得不亦乐乎，拜占庭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阿拉伯半岛的默罕默德还处在创业阶段，如果说唐朝此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似乎并不过分。

当然，无论是繁荣还是兴盛，或是民族自豪感，都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国家强大！

唐朝此时做到了这一点！

不可否认，在经历了南北朝二百多年的动乱后，隋朝初年在隋文帝杨坚的精心治理下，中华大地再次焕发出青春。可惜，随着杨广同志的登台亮相，先前的一切美好都化为泡影，隋末割据势力混战的时候，周围的很多国家都趁火打劫，突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这期间中国基本上和其他国家已经失去联系，当然更提不上人家来进贡。

唐朝建立后，尤其是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努力恢复生产，剪除边患，国力渐渐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尤其是当贞观四年唐朝消灭东突厥后，大唐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播，先前提到的周围各个国家公认李世民为“天可汗”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不仅是唐朝周围的国家，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往来，玄奘西行求法时，所经过的国家中就有很多因为从玄奘那里听到唐朝的威名，而特意前来进贡，而且这些国家当时还有很多移居长安的侨民，他们大多数是往来于中原和中亚、印度各国的商胡，也有不少来中原求法的僧侣，还有少部分的画师、乐工和舞姬。

此外，当时唐朝和西亚各国也有联系，尤其是和伊斯兰教保持着友好的的关系，在武德时期，伊斯兰教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进行传教，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默罕默德的舅母称旺各师，亲自到长安宣诵《古兰经》传教，而且受到了李世民的礼遇，允许其在长安建立大清真寺，从而开启了双方的官方往来。

除了伊斯兰教之外，在长安还同时并存着三大教派，它们分别是摩尼教、袄教和景教，这三种宗教都是从伊朗的萨珊王朝传入中国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初袄教徒是很受优待的，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唐朝开始尊奉袄教，凡是伊朗人在华的聚集地就建有袄教寺，在这些袄教寺中，建立时间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客死长安的萨珊王朝国王伊嗣依之子卑路斯于贞观三年（公元631年）建立的袄教寺，袄教在唐朝曾经的辉煌，从另一个侧面也印明了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的确源远流长。

伊朗、阿拉伯虽然距离唐朝很遥远，但当时和唐朝有来往的诸多国家中，最远的其实是印度洋西岸的东非诸多国家，据史料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9年）十月，非洲的殊奈国（索马里南部）曾经派使者在海上航行了6千海里，辗转来到长安觐见皇帝李世民，并且带来了当地的特产，让李世民和朝臣一时间大开眼界。

当然，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直到今天为止，依然保持着唐风韵味的国家——日本，我们是应该仔细说说的。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互相影响着，而且影响之深刻，影响之广泛在世界交流史中都是罕见的，甚至这种影响对各自国家的命运都产生过影响，而在我看来，在两国最初的交往中，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这一切其实都始自于唐朝！

准确的说，是从贞观时代开始的！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来唐朝，所谓“遣唐使”并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遣唐使”这个组织规模很庞大，最多可以达到五、六百人，分为正史、副使、录事、翻译、医药师、僧侣及阴阳师等；还有水手、杂役人员等。

从贞观四年一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共17次派“遣唐使”来唐朝，遣唐使的人员来到唐朝的任务并不是旅游观光，而是每个人依据自身的职责和特长，接触唐朝各个领域的人，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到回国时，将在中国学到的施政理念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传回本国，从而对日本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唐朝对于日本的“遣唐使”很是欢迎，每次都是毫无保留地向日本人传授着各方面的成功经验。

那么日本向唐朝学习，究竟为本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贞观十六年（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下令全国革新，而这种改革的参照对象就是唐朝，孝德天皇之所以唐朝为参照对象，就是因为听取了贞观初年派往唐朝的遣唐使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的建议后，下定决心进行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