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

长庆科考案

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三日，在李纯驾崩的一个多月后，皇太子李恒即位于太极殿，第二年改元长庆。历史评价李恒是个平庸之主，但不能否认在即位伊始，为了改变元和末年法度废弛、经济衰退的局面，李恒也做了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尽管这些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照旧在礼部举行，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担任。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奔走于钱徽门下，保举自己的亲信。结果榜单一出，裴度之子裴撰、郑覃之子郑朗、杨汝士之季弟杨殷士、李宗闵之子婿苏巢等十四人中榜，而段、李二人极力推荐的杨浑之、周汉宾则落选。

段文昌一气之下，在皇帝李恒面前状告钱徽徇私舞弊、取士不实。李恒以其事询问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等人，二人的回答均和段文昌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李恒便诏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在子亭主持复试。没过多久，复试结果一出来，除孔温业、赵存业、窦洵三人勉强过关，其余十一人全部落选。

这个事件就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丑闻——长庆元年复试案。

本来考试作弊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考生为了榜上有名请客送礼，甚至托关系拜到权臣门下。这次由于宰相段文昌推荐的人落选，这才公开发难，但却骤然演变成轰动朝野的考试舞弊要案。

段文昌，史书记载“倜傥有义气”，曾经与韦皋、李吉甫交往密切。李吉甫当上宰相后，段文昌升迁为监察御史、左补阙，李恒做太子时担任随身侍读，等到李恒即位拜为宰相。

本来段文昌与杨浑之没有多少往来，但段文昌有收藏图书字画的嗜好。杨浑之是长庆元年的应试举子，其父是已故的刑部侍郎杨凭，家中藏有不少古书字画，杨浑之得知段文昌的喜好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投其所好，将父亲生前收藏的古书字画全部送给了段文昌。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段文昌想不办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找到钱徽保荐杨浑之。

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将与自己亲近的举人周汉宾托付给钱徽，但让段文昌和李绅全都没想到的是，榜单一出来，杨浑之和周汉宾皆落选，于是段文昌和李绅告状到皇帝李恒那里，钱徽也就随之当了被告。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钱徽与段文昌、李绅并无怨恨与瓜葛，而且段文昌与李绅也不是多么亲密的同党。这次之所以并肩战斗完全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一个充当原告，一个充当证明人，不将钱徽整倒誓不甘休。

坦白地讲，段文昌和李绅本身也存在请托走后门的违纪问题，而且钱徽当时还保留着段、李二人写给自己的保荐书信，把柄在手自然无所顾忌。如果李恒仔细追查，段、李二人也难逃惩处，与李宗闵、杨汝士等人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一个成功、一个未遂。

当时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李二人写给他的保荐信进献皇帝李恒，这样皇帝陛下必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钱徽却是个耿直之人，他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能将私人书信当作呈堂证供（“安可以私书相证耶？”），然后命手下人将信件焚毁。

老谋深算的段文昌十分了解钱徽的为人，所以在状告钱徽之前，段文昌与李绅、元稹共同谋划过如何整倒钱徽。之所以会找到元稹，是因为李恒刚即位时，段文昌在李恒面前举荐过元稹担任知制诰，可以说段文昌对元稹有知遇之恩，而且李绅是元稹的岳父韦夏卿的幕僚，所以段、李、元三人结成同盟是必然的事情。

后人们了解元稹大多是因为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全诗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绮丽清新的意境，但事实上官场上的元稹丝毫未能免俗，也是参与明争暗斗。

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种史料记载来看，关于这场科举考试案，皇帝李恒从未曾召见过钱徽、李宗闵等人。也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来自段文昌和李绅，所以主考官钱徽遭到惩处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为钱徽鸣不平，而且他自己也宣称问心无愧。但纵观整个事件来看，钱徽很难落得一身清白，白居易当时在《论重试进士事宜状》里也宣称今年进士及第的人大多是官二代，这其中大有问题，这其实就是变相在说主考官钱徽在录取人员时做了手脚。

钱徽最终因为这桩科考案而身败名裂，被贬为江州刺史。

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告方除了钱徽被贬之外，李宗闵被贬剑州、杨汝士被贬开江；原告段文昌、李绅等人虽然取得一时胜利，可是由于他们在报复钱徽的同时，也涉及考生及其亲属，打击面过大，因此不久就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裴度之子虽然在落第后重新被赐及第，但已经丢了大面子。所以半年后裴度三次上疏，公开弹劾元稹与宦官结党营私，其实矛头是指向段文昌和李绅。结果元稹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等人也受到皇帝李恒的冷落。